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相较于晚清以来的两次建交尝试,此时呼吁中梵建交固然与国民政府全力争取外援的抗日战略一致,但大背景已经改变,废约运动的兴起成为影响国民政府考虑与梵蒂冈建交的重要因素。外交部在分析利弊得失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把中梵建交事宜提上日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国民政府虽然仍存顾虑,但总体上倾向尽快与梵蒂冈建交,并实质性启动了建交通使的准备。不过,这一次由于梵蒂冈态度消极,建交问题再次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     

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我国政府与法国政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首次采取了在内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先宣布建交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为中国迎来与世界各国第二次建交高潮打开了突破口。法国的需求法国提出与中国建交是从法国在对外事务中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追随美国,坚决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虽然50年代法国曾提出过同中国建交,但由于中法之间在建交问题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使中法未能正式建交。这两大障碍: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二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法国的     

中以建交为何拖了四十多年

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直到1992年1月双方才建立外交关系,中间相隔42年。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也不是两国间存在影响建交的双边问题,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却是十分罕见的。     

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

1950年6月8日中缅建交,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新领导人之间比较陌生以及华侨问题、中缅未定边界问题、缅甸北部"金三角"国民党军问题和冷战等。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缅关系迅速发展。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泰国王室成员访桂散记

2006年是中国和泰国建交31年。1975年7月1日,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和时任泰国总理的克拉·巴莫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从此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31年来,两国和睦相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对中泰友好给予高度评价:“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好是真好,不是假好。国际关系还是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双方关系的标准。”31年来,泰国王后诗丽吉、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大公主诗琳通、小公主朱拉蓬以及王姐干拉亚妮·瓦塔娜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日贸易

苏联的远东地区和日本,在地理上邻近,经济上互有所求,十月革命前就有着密切的沿海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关系,除在二战后期双方处在直接交战状态时,一直没中断过。但是,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各个时期双方所执行的政策不一,历史上的纠葛颇多,这使它们经常发生政治上的不和、对立及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的事例。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国贸易的发展。二战前日苏贸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为两国建交前1917—1925年的时期,有七年;二为建交后的1926年到二战前的1939年时期,大约有13年;三为二战开始的1940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时期,近5年。可以说,苏日贸易发展史是不断克服政治障碍发展贸易关系的历史。     

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与中法建交

美、苏、英三国为了共谋核垄断,于1963年出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法两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政府驳斥条约,揭露美苏合谋阻挠中国核诉求的意图;法国政府愤慨拒签,反对美苏分割世界,期望建立独立自主的核力量。在反对美苏核垄断的共同利益诉求下,中、法两国调整外交战略,以核问题为契机进行外交接触、洽谈,并采取灵活建交方式,迅速成功建交。中、法两国对条约的一致反应,实质上是两国主张拥有独立核力量和发展独立自主外交的表现,这种核利益一致性也成为推动1964年中法建交的直接因素。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     

丝路友谊，更看今朝——我所亲历的中东外交（下）

和沙特的“王爷”们打交道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地位重要、文化独特的阿拉伯国家,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沙特的合作关系,1990年,中沙两国正式建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发展的分水岭。二战前,澳英传统关系以及大英帝国的保护意识使澳大利亚外交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外交格局。澳苏建交是这一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澳苏关系的正常化既是两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站在战略的高度去审视双边关系并为之做出不懈努力的结果,又是英苏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善的体现。澳苏建交反映了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始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线索和动力,同时也说明了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微妙。     

中德建交中德国基督教联盟党的作用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从此步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两国建交的重要原因除国际因素外,各自国内的政治形势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在野党的基督教联盟党看准时机,通过党内领袖与中国政府积极接触增进两国了解,为中德建交打开了局面,最终促成两国建交。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入高潮. 　　……     

辽夏和亲对辽夏关系的影响

历史上大辽国与西夏建交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与西夏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和亲,这对辽夏关系及当时时局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辽与西夏的亲疏关系都与和亲密切相关。     

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

本文通过清宫档案,分析了梵宗楼佛堂的供奉特点,认为梵宗楼所供之文殊菩萨及其教令轮身大威德。从“了义”和“不了义”两个方面揭示了乾隆即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其目的是借助宗教力量安定边疆,巩固统治。     

古书史中梵夹装并非经折装考辨

在我国中世纪所出现的古籍梵夹装和经折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形制,不是一种书籍制度。但在一些学者著述中却把二者不加区别地混同称呼,以为是一种形制,两个名称。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在有关辞条中便称"梵夹装即经折装",或谓"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刘国     

论日苏的最初交往与两国建交

1925年1月20日,日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简称《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交。日苏的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的方针的正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倡导的“为争取和平而宣战”的苏维埃外交口号,到日苏建交之时,已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面对中国的变革,瑞士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经过四次建交谈判,两国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瑞把各自驻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瑞士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综合考虑,对中国形势的客观评估以及中立外交的传统等,是瑞士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原因。中瑞建交,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拓宽了各自的外交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