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於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刀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清末中国少年留美秘史

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倡导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120名10岁至16岁的少年赴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以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为例

评价李鸿章不能仅仅以外交活动作为依据,而应以举办洋务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作为其人生主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并不存在“将功补过”问题。简单地把李鸿章斥为“卖国贼”,是从痛恨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的情感出发的;掉“卖国贼”的帽子,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才是理性的做法。否认李鸿章是卖国贼,主要是说他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属于“卖国”行为,而不是说他在无可奈何时即可卖国,更不是说“卖国是情有可原的”,也绝不会引导出卖国行为。对外是战是和,应该以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转移,而不应根据对手是谁来决定,李鸿章为“变法”而主张“和戎”的主观动机应该予以肯定。     

中法交战初期和战之争的形成

和战之争似乎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卖国,和战之争就是爱国主义同卖国主义的斗争。按照此种逻辑,大批顽固派都可以戴上爱国桂冠,因为他们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以及抵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纷纷主战。反之,开明抵抗派曾纪泽,只因在镇南关胜利后赞成和议,就难免被人指责。这种越顽固越“爱国”的怪现象,难道不应当引起深思吗?“战”     

左宗棠爱国思想的形成

近年来,有同志写文章实事求是地评价左宗棠,表彰和肯定其收复新疆、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左宗棠曾被当代人誉之为“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为什么同是清朝统治者所谓的“中兴名臣”,在外国侵略面前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曾国藩、李鸿章一贯奴颜卑膝,卖国投降;而左宗棠却“锋颖凛凛向敌”,甚至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舆榇发肃州”,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呢?这就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李鸿章和北洋海防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长达20余年之久。北洋海防建设不仅是李鸿章后半生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清末中国海防建设的缩影。探析李鸿章同北洋海防建设的关系,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无论是对李鸿章的研究,还是对近代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

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史滇生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建设海军、加强海防。作为当时筹办洋务的军政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海防、海军建设中是两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两人的海防思想和实践,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少不同之点,并从多...     

皖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历史考查

“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国内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呢?我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决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战前,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殊死的战争,国内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服从于民族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有利于团结抗日,又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削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可以发动广大农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中华传统美德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和弘扬

华人流寓海外由来已久,但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是帝国主义在亚洲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果。     

李鸿章特别基金的由来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清政府中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是清廷政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李鸿章特别基金”这个名词则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外交活动中投降卖国、见利忘义的丑恶行径。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多年的大门,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和随之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天朝大国的土地     

论早期改良派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态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而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以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通商、传教、办厂、驻军等等特权。从此,中国主权不完整,独立丧失,神州大地陷于被分割的危险境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则日趋高涨。     

美英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期間对中国的侵略

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發动了极其野蛮的侵略,史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公然对中国發动武裝侵略,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內部矛盾的尖锐化,想借侵略中国为壟断资本家打开摆脱?某雎?一方面則是美英等帝国主义所給予日本的援助和縱恿,无疑的也是起着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国蔣介石卖国政府,对內施以殘絕人寰的屠杀,对外一貫的进行卖国政策所致。九一八事变爆發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的人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行为,無不表示万分的忿怒,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与关怀。狡猾的     

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述论

1918年,中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这次运动从留日学生开始,国内学生起而响应,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     

义和团运动中的铁路问题与李鸿章

义和团运动中的铁路问题与李鸿章朱从兵一、义和团运动中铁路问题的产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北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广大义和团团民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他们极端仇视和痛恨一切与帝国主义有关的人和物。铁路、电线都由外...     

“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左宗棠

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边疆海防处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清朝疆臣之间就国防战略部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有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以大局为重力排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重“海防”轻“塞防”及以湖南巡抚王韶等人为首的重“塞防”轻“海防”的主张,总揽全局,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并重”的战略思想并积极将其付诸实践。     

中囝历史上属国众多

朝鲜,历史上曾经叫高丽,直到1897年,朝鲜的大王可以称帝,从这年开始,朝鲜不再是中国的属国。琉球,从14世纪开始,琉球一直就是中国的朝贡国,1652年归化清朝。19世纪中叶,日本强占琉球。琉球国王在1879年曾两次秘密派人到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日本。     

日本屠杀“虚构派”言论代表了日本右翼的意图

杨夏鸣、吴泽林在《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80年代,伴随着教科书案和修改教科书的争议,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日本出现了“屠杀派”、“虚构派”和“中间派”,并爆发了一场论战。     

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1905年底,中国留日学生爆发了一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这是中国留学生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日本《取缔规则》的出笼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为了洋务运动的需要,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甲午后一些开明人士大声疾呼:“非选派俊才出     

试论革命派对改良派的策略原则

20世纪初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最辉煌的年代。然而辉煌的开端就已埋藏了历史悲剧的酵素,这个本身并不十分成熟和强壮的资产阶级分裂为两个政治阵营——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集团的分化并不都意味着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而且也不仅仅表现为单向的直线延伸,剧烈的社会变动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使两派力量处于不断的“互趋”“和合”的发展态势。问题在于,处于时代中心的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并没有充分洞悉到这种复杂微妙的两派关系转化的机遇,没有把握住这种历史转折的契机,致使可能的两派“和合”复归于现实的“分裂”。这一历史失误集中表观为孙中山对改良派的策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