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

六品佛楼是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对修密者不同的修行程度和内容,分别供奉相应佛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也是乾隆时期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极为珍贵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宝库。对于其建筑沿革、内部陈设及佛教象征意义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58—1783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了8座六品佛楼,而今其中多数已经面目全非。本文依据《活计档》、《奏销档》、《陈设档》等文献资料,梳理出六品佛楼模式形成的过程以及六品佛楼内部陈列的形式。     

梵华楼护法神唐卡辨析

梵华楼是故宫中一处重要的藏传佛教殿堂,建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供奉六部显密神像。梵华楼楼下供奉六部护法神唐卡像,共计54位护法神。护法神是藏传佛教中一类重要神灵。本文考证了54尊护法神的形象特征、位置及其排列组合关系,说明了梵华楼护法神像的配置严格地遵循了西藏佛教的传统与佛典教义。梵华楼神像系按照诸神在西藏佛教万神殿中的神格、地位配置,主次分明,排列有序,完整严密,是18世纪藏传佛教在内地的重要文化遗存,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藏传佛教有一套独特的绘画与造型语言,以象征的手法表现诸神的神格神性。梵华楼唐卡纪年准确,形象鲜明,对于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艺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八）清代康熙宫廷风格造像（17-18世纪）

我们平时所说的清代宫廷：造像,主要是指出自康熙和乾隆二朝的宫廷造像,这与我们目前发现的造像实物及相关的文献记载有关。事实上,清代帝王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早在明未清初时,格鲁派（黄教）的势力已十分强大,作为格鲁派领袖的五世达赖喇嘛在蒙蔽地区有着极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和威望。     

养心殿仙楼佛堂及唐卡析

养心殿仙楼佛堂位于西暖阁“勤政亲贤”殿后,始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仙楼以五方佛为中心的唐卡供奉,是为了实现乾隆所追求的无量圣界。本文在档案记载的基础上,结合陈设原状与佛经,阐释仙楼佛堂所供奉的无量寿宝塔是佛教经典《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修行的正果,达到无量圣界是乾隆建仙楼佛堂之本意。     

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

“雅曼达噶”即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护法神。本文考证了乾隆时期所建的七处皇家“雅曼达噶坛”,分析了神坛的建筑特点与文物陈设状况,理清了这种重要的佛堂模式的特点。同时探讨了清富神坛与西藏寺庙的渊源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中神灵众多。有一个庞大的神系。乾隆皇帝建七处雅曼达噶坛。说明了清宫廷对保护神大威德的特别崇拜,这种做法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直接影响。由此种神坛之模式可见藏传佛教曾对清代宫廷的文化环境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一位藏传佛教高僧视野中的汉地儒家

这里所讲的藏传佛教高僧,是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问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青海郭隆寺第二世土观活佛——罗桑确吉尼玛（公元1737—1802）。历史上郭隆寺及历辈土观活佛与清朝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32年该寺重新修复时,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为佑宁寺。后来又迎接章嘉活佛和前一辈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等到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土观本人也应诏入京,次年（1763年）敕封静修禅师,得到无比荣宠,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格鲁派在甘、青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清宫紫金琍玛造像考述

清乾隆时期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标志是汉藏艺术的频繁交流。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他带来的紫金玛造像为乾隆帝所重,并在宫中造办处仿做,其后,又对原配方加以改进,成造了具有宫中特色的紫金玛造像,成为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的珍品。本文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将这段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概述了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     

雍正王朝与景德镇官窑瓷（上）

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雍正皇帝（图1）执政时间最短,前后仅有13年（1723至1735年）,但就景德镇官窑瓷生产的成就、品位而言,它较之康熙、乾隆两朝并不逊色,甚至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展览

北京。妙宝庄严2020年12月16日,"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幕,从故宫博物院藏上万件法器文物中精选各门类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藏传佛教法器1 10余件,大多是乾隆时期的艺术精品,大致按功用分类展示,以期公众对清宫藏传佛教法器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展期至2021年3月14日。     

乾隆朝玉器简论（上）

“盛世藏玉,乱世存金”,盛世人们对玉的尊崇、欣赏、渴求,使玉器在清乾隆时期长足发展,乾隆玉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发展进程中最耀眼的光芒。     

清代乾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上）

正清代乾隆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强盛时期,也是清代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时,位于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在瓷器烧造方面,也呈现出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密切相关的特点。其产量之大、耗费之巨、工艺之复杂,可谓前无先例、后无来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乾隆朝以后各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力逐渐衰退,御窑瓷器生产亦每况愈下,产品数量、质量均不能与乾隆朝同日而语。一、唐英与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位60年(不包括当了3年多太上皇),     

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

乾隆仿养心殿而修建养性殿,其养性殿仙楼佛堂并非是为自己求得归政息养之处,而是他的养心、养性之处。本文根据清官档案所记和佛堂原状陈设,在搞清仙楼佛堂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从养性殿仙楼佛堂里的乾隆御笔诗入手并与佛堂的供奉主题相结合,阐明乾隆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心”与“性”的合一。这种境界使乾隆晚年沉迷于“勤政”与“息养”、“有为”与“无为”,“修行”与“成佛”,“内圣而外王”之中。     

乾隆与玉（一）

宫廷制玉机构清代宫廷制玉机构,有京城内务府造办处的制玉作坊,还有京外织造、盐政、关务监督等“八处”。乾隆在位60年,其中有59年每年数次下旨承做玉器,只有最后一年因即将退位和身体状况不佳,而没有再下旨承做玉器。     

惠宁寺迁移工程修缮特点

位于辽宁省北票市东南15公里的惠宁寺始建于清乾隆三年,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因修建水库进行了整体迁移保护。本文结合迁移工程,介绍了惠宁寺的地理民俗、历史渊源、建筑布局、形式及做法特点,谈了在此次迁移修缮中解决的主要问题。     

清雍正铜镀金弥勒菩萨像

关于清代北京宫廷佛教造像,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局限于讨论康熙和乾隆两个时期的,因为过去只发现有这两个时期的造像实物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去年岁末,著名佛像收藏家夏景春先生偶然从古玩市场上购得一尊刻有雍正(1723-1735年)年款的弥勒菩萨造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它对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奇台出土发现的部分清代新疆钱币述略（一）

从汉怯二体钱算起,新疆已有近两千年的铸钱历史。在新疆近两千年的铸币历史上,最辉煌的要数清王朝统治时期。一是清王朝统治时期新疆铸币持续的时问长,从乾隆二十四年至宣统末年,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乾隆、嘉庆、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宣统等七个年号     

《字贯》、《一柱楼诗》两案与乾隆查办禁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发生了王锡侯《字贯》案,这是自三十九年(1774)谕令查缴违碍书籍以来,第一起震动全国的文字狱。继之而兴的徐述夔《一柱楼诗》狱,则是整个查办禁书过程中处治最为严厉的特大案件。从表面观察,王、徐二人皆以文字得罪;而实质上,《字贯》与《一柱楼诗》两案乃乾隆帝为震慑天下臣民以推动查办禁书而蓄意制造的,因此它们都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有别于一般的文字狱。本文拟探讨《字贯》、《一柱楼诗》两案与乾隆查办禁书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乾隆朝后期文字狱的某些特色。     

北方佛国——承德普宁寺

<正> 普宁寺座落于河北东北部素有"紫塞明珠"之美称的承德市内,是清政府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封建割据势力后,乾隆皇帝利用蒙古各部所敬仰的藏传佛教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特仿西藏三摩耶庙,在承德营建的第一座寺庙。始建于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9月6日,1759年竣工(乾隆二十四年)。占地33000平方米,其建筑形式为汉藏结合性质的寺庙,其规模     

乾隆朝玉器简论（下）

四．乾隆朝制玉工匠：乾隆时期玉器之所以能达到古代制玉的最高水平,除乾隆帝爱玉玉料质优量足外,与一批技艺超群的宫廷玉匠及相关的富廷画家、刻字匠等是分不开的。     

唐卡的命名与绘制人物区分（上）

近年来,随着佛教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收藏品市场的走俏,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绘画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唐卡艺术亦逐步走出神秘的宗教环境,进入世俗的殿堂,成为收藏界的新宠。但由于宗教的神秘性以及藏传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使得唐卡艺术在向世俗化发展的历程中还带给了许多爱好者以困惑与不解。例如：如何对唐卡进行恰当的命名;如何准确的区分经常被绘制在唐卡上的佛教诸神及其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