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古籍今译——兼评《周礼今注今译》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大量工作中,与广大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今注今译,特别是用现代语言翻译艰深古籍的今译工作.关于古籍今译工作,郭沫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充分估计到了它的重要性,他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对这个重要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     

借鉴《国语解》为古籍作注

我承担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的《国语选译》工作.它的具体要求是“每篇依次分为提示、原文、今译、注释四部分,以译文为主”,但是“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意思是说读者还是要借助注释才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可见,即使有译文,对古书来说,注释也是不可少的,更何况没有译文的古书,注释更是必需的.我在进行《国语》注释和今译工作中,反复阅读推敲韦昭的《国语解》及近现代对《国语》有关注释、翻译诸作,深感极有必要探讨如何借鉴韦昭《国语解》来为我们当前的古书注释服务.     

从语言的特征推断《周易》的编纂年代

关于《周易》的编纂年代,前人的研究,已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但意见并非一致。诸如,余永梁、顾颉刚主张《周易》作于西周初叶;陈梦家主张《周易》作于西周中叶。他们都是以周民族的历史、风俗制度以及书中卦爻辞所记史实为依的。陆侃主张《周易》“托始于周初,而写定于东周”,论据是:一、春秋时尚无定本,观《左传》所引与今本不同;二、《周易》辞句与东周文字相似,如“屯如邅如”,“贲如濡如”等,类似《小雅》、《国风》、《论语》中辞句。郭沫若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则从古书对勘断定“《周易》之编纂成书,实自孟子以后,战国晚年”。李镜池则主张《周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评介

刘志远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便献身于美术考古工作,致力于汉代画像砖的研究,在考古学界的许多专家和同志的帮助下,于1956年出版了《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受到了郭沫若院长的赞扬和鼓励。本书征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当时可能收集到的76块有代表性的画像砖进行考证,说明和解释,对于我们认识汉代四川画像砖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正如作者所说:“画像砖所雕绘的许多现象,古书上不一定全部记载,有记载的书籍也不可能全部流传到今天,因此要把全部画像砖的图画内容全部说明得很正确,是一件困难的事。”(《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后记》)但是刘志远先生由于热爱祖国文博考古事业,知难而进,勇于探索,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又进一步对四川画像砖进行了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论文,发表在《文物》杂志和其它报刊上。使     

《楚辞全译》试评

一九八四年二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福建师大教授黄寿祺和贵州大学教师梅桐生合著的《楚辞全译》。全书包括《楚辞》各篇简介、原诗、简注和译文,二十五万字,印制比较精美,发行以来,已为学术界所闻知。 在历年已出版的许多《楚辞》注译本中,《楚辞全译》是有特色和长处的一种。首先一点就是“全”,是全译本,不是选注本、选译本。今人的许多注本大抵只注释和研究屈、宋作品;翻译更未有过全译本。郭沫若、文怀沙、陆侃如、龚克昌的译本都只是选本性质。《楚辞全译》则依照刘向、王逸对《楚辞》的编排,兼采战国、两汉,不但全部译齐屈原的诗篇,而且对宋王、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楚辞”作品都加以简注和翻译。而后者自朱熹以来,一向认为“自《七》以下,无足观者”（《楚辞辩证下》）,所以一直未为研究者、注释家所重视,至于今译,更是一向无人涉足问津。朱熹等古人的评价有一定片面性,《七》、《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代言体”诗篇固然比不上屈原诗歌重要,但也是文学史上知名的作品,对其加以研究和今译乃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全译本避免了选译本零碎、片断、不见全牛的缺点,对于想要综览《楚辞》全貌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其二     

《〈三国志〉今译》误译举隅

近来古籍今译成了热门,短小精悍的选译早已不过瘾,几十上百万言的大部头纷纷问世.这是一件好事,但任何事情如果过热则必有问题.有人对此现象写文批评,认为今日众多的“今译”存在十弊,主张“古籍今译是一桩关系到子孙万代的严肃问题”,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之(见《光明日报》“史学”第557期),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只是这篇批评是泛指一般现象,从而归纳出十条弊端,并不涉及具体作品.觉得意有未足.最近读了中州古籍出版社新出的厚厚两大本硬皮精装的《〈三国志〉今译》,正好作一具体例子,这里仅以该书卷27为例.     

《资治通鉴》今译体例的一个创新——兼谈当前“古籍今译热”

近年来出现的“古籍今译热”,可喜乎?可忧乎?众说不一.尤其是对于《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的名著全译,持有不同看法.一说《资治通鉴》全译值得赞扬;一说“全译”不可取.怎样正确看待古籍“全译”呢?我认为,那种完全否定“全译”的意见,是片面的,很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我们所说的“今译”,就是指的“选译”和“全译”这两种主要形式.古籍今译,是“选译”还是“全译”,或者在今译时再结合校     

应该注重古文献基础知识——读《略论先秦诸子典籍的史学价值》

古书的真伪问题,特别是常见书的真伪问题,是搞古献研究首先要具备的常识,若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功,一切研究都会因此受影响,甚至做负功。但是,近来不时发现有些论犯这方面的常识性错误,例如,把成书于六朝的伪《古尚书》当成先秦早期作品来用,把《周易》的“卦辞”、“爻辞”     

宗白华“助燃”郭沫若

正一1919年9月之前,后来被人誉为一代文豪的郭沫若,在文学实验方面是颇不成功的。他的第一篇小说《骷髅》及其他一些翻译稿件,都惨遭退稿命运。但是,在这一年的9月11日,他的两首新诗《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鹭鶿》刊出了。"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这便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创造十年》)。     

关于《光明日报》变换报头真实情况的说明

《炎黄春秋》编辑部：贵刊5月号所载《报头变换光明日报曾起风波》一文,所说变换报头的情况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现将我知道的实际情况说明如后：我于1957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建议换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1964年夏天,我曾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当时,他以为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曾说：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沫若写的报头,都不再给题写。这事便拖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很不容易。当时全国性报纸中,很少不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有的“造反派”,想拿《光明日报》的报头…     

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

<正>一、已有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学术讨论所存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奴隶社会学术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1),而其有关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学术思考,早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便已基本形成(2),在当代中国曾影响极大,以致社会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社会。略有分歧的是郭沫若认为夏商     

德方鼎铭文续考

德方鼎铭文中最难懂的一句话是“自蒿”,对此,郭沫若、马承源、白川静、唐兰四家都做过解释。本文认为,以往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本文对该句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对全篇铭文做了今译。     

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

当父亲大学毕业后开始辨古史时,对于《尚书》中《尧典》、《禹贡》两篇特别注意,因为这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可谓古史料里的重心。1931年下半年,父亲欲研究上古史中的“王制考”,便作《<尧典>著作时代考》。新学年开学时,就在燕大、北大二校开了“尚书研究”课,首先讲《尧典》。父亲在所编讲义中认为《尧典》的十二州是缘于汉武帝时的制度,燕大研究院学生谭其骧（季龙）对此有不同意见,二人展开了讨论。父亲对谭氏的意见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他将讨论的往返书信编入讲义,印发给同学,并加按语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     

匡亚明用过的两个别号

匡亚明(1904—1996)早年曾经用过“远生”和“洛阳少年”的别号。这两个别号的由来都跟他的读书生涯有关。 匡亚明在16岁以前,读的全是父亲遗下的《四书》、《五经》等古书。后来阅读了胡适、梁漱溟等人的哲学著作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从朋友处借来一部《红楼梦》。这一读,便动了真情,看到林黛玉临死的一幕,眼泪竟泉涌般的不住地流。“老太太,你白养了我一世了！”临终时黛玉对     

曹操与《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剧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现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在《度关山》一诗中,曹操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秦穆公“厚币迎蹇叔”之“币”非货币辨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着一件事,“五羖大夫”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了一个“贤”人,名叫蹇叔。而思贤若渴的秦穆公马上便“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林剑鸣先生在颇有影响的《秦史稿》中说,这里的“币”,“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秦史稿》第60页)。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古书句读释例》校证(之一)

前 言 杨树达先生的《古书句读释例》一书,据杨先生一九五四年再版序中称,先生早年于清华大学任教时,“曾以古书句读授中国文学系诸生”,当时北京某书店用先生讲义印为《古书之句读》一书。一九三四年先生又增益例句,由商务印书馆印为《古书句读释例》。解放后中华书局“为适应读者需要”,先生又小作改正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该书自一九五四年出版后至一九八三年第五次印刷,累计印数五万九千七百册,可见该书自一九三四年问世以来,历时半个世纪,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人们要阅读     

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下)

胡适求和,却身染痢疾和痔疮 倒也有趣,胡适被郭沫若痛斥一回之后,不是“应战”,而是“求和”。胡适给郭沫若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封信在今天还能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中就收有这封信。郭沫若在《学生时代》中正好提到了胡适的求和情况和信件的片断：“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浅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     

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

殷墟甲骨文中常见写作■等形的字。一般学者把它们都释作“衣”。这些所谓“衣”字多见於祭祀和田猎卜辞。自王国维以来,学者们大都把祭祀卜辞中的“衣”读为“殷祭”之“殷”,认为是一种祭名(参看《甲骨文字集释》2721—2724页)。田猎卜辞中的“衣”郭沫若读为地名“殷”,以为指河南沁阳附近的古殷城(《卜辞通纂》635片考释,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496页),信从者也颇多。但是把祭祀卜辞中的“衣”读为“殷”,辞义多不可通。而且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纠正文献史料上的一个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笔者何以还要写文章进行讨论呢?因为近年来出版的许多教材、工具书的记述有误。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954年后历次宪法和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但是近年出版的许多书籍中,均称一届全国政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这种记述是不对的。1949年9月27日,新华社电讯报道了当天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6项决议,其中第六项便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28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载了这份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