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

2001年初,在成都市西北郊的金沙村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大量珍贵物,其中部分器物面貌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个祭祀坑出土器物相似。一时间默默无闻的金沙村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近两年来的大规模的物勘探和考古发掘,我们对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化性质、时代以及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关系等问题已有了初步的了解;     

金沙遗址出土凹刃玉凿形器初步研究

金沙遗址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它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衰落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又一古蜀国政治、经济、化的中心。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是一个最为显的特征。这些玉器磨制精细、器形繁多：有玉琮、玉壁、凹刃玉凿形器、玉斧、玉钺、玉戈、玉凿、玉矛、玉人面、玉镯、玉贝及大量磨制过的“玉石器半成品”。这对研究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流程及制玉工具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的新探讨 --黄剑华著《古蜀的辉煌》序言

三星堆考古发现,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明,闪现出耀眼的光芒。研究三星堆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化面貌的神奇和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本对此作了分析,并对《古蜀的辉煌》一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探索,作了热情的介绍和评价。     

三星堆“蹦迪”,考古变网红

3月下旬,三星堆考古最新成果公布,出土的金面具、彩绘铜头像、青铜神树等让人大开眼界:"谁是三星堆文明的终结者""三星堆和外星人有没有关系"等老话题被重提不过这一次,发达的社交媒体为三星堆讨论披上了一层娱乐的外衣.反应迅速的四川媒体,率先制作了一条名为《我怎么这么好看》的电音视频。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

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成都平原上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迄今已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揭示辉煌的古蜀文明,了解古蜀历史的兴衰更替,探讨古蜀国与中原以及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川历代铸钱地址初考

四川是我国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之一,三星堆出土的数千枚海贝也证明了这点。本根据献资料,结合传世和出土钱币实物,特别是近年考古发现,综合整理出一个四川历代铸钱地址的大致轮廓。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形,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明的辉煌。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明,具有极其丰富的化内涵,无论是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或是从宗教观念、造型艺术、青铜铸造工艺、化交流、明进程、地域特色等多重角度来看,都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资料,展现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画卷。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辉煌的古蜀明,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三峡考古回顾与探讨

本回顾了三十余年来在三峡地区开展的重要物调查、考古发掘工作及其相关的重要意义。并对“三星堆化”东进,巴化的西渐进行了初步探讨。     

商蜀文化互动交流的考古学观察--兼论蜀国早期历史

本以献资料为基础,结合考古材料,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中原龙山化的陶器,二里岗的陶器的相似形,相异性比较,揭示了商蜀化互动交流影响的关系。     

三星堆与商周青铜人像造型艺术研究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展示了中国商周时期雕塑造型艺术的辉煌成就。突破了一般青铜礼器的狭隘艺术理念,更为广阔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多元社会生活情形。从审美角度看,三星堆与商周青铜人像可分为具象、抽象两种形式,既有浓郁的神化色彩,更有趋于写实的风格。以变化多样的表现形式,显示出丰富的化内涵,在美术考古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专家座谈会综述

2009年6月,来自四川省内的专家学者齐聚广汉,回顾了三星堆发现80周年历程并进行了反思、总结和前瞻性思考,在三星堆考古成果、三星堆遗址在巴蜀文化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共识,并就三星堆未来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博物馆文保、遗址展示等工作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公众对文化遗产传播文本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星堆考古报道读者评论的研究

借助新闻媒体进行文化遗产传播是推进公众考古的重要方式,但公众接收和理解传播信息的机制尚不清晰。以三星堆考古报道读者评论为案例,通过语用、语义和编码分析发现：受众对考古报道的回应受报道本身的影响,同时表现出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和思维发散性;受众积极投入到对三星堆文化的阐释之中,通过追问谜团、消解权威、自主求证、寻找关联和娱乐解构等方式,在三星堆的文化表征、文明起源、遗产保护利用以及其他关联主题上进行新的意义再生产。基于受众的能动性,研究构建网络型文化遗产传播模型,提出传播活动的根本矛盾在于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关系。研究有望提升学界对文化遗产传播的理论认识,并为传播实践提供启示。     

另类青铜

1986年夏天,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各类珍贵文物,包括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象牙珠120颗,海贝4600枚。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的青铜器的出土,包括青铜树、青铜全身像、青铜人面像等,显现出完全不同于代表中原文化的安阳殷商青铜文化的特质。根据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从龙山时代     

再赏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农具

<正>1989年9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在商代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我国南方的商代单个埋藏单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例,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例,多达475件。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商代的江南历史,一方面说明商文化的辐射范围突破了长江这一传统认识中的商文化"边界",另一方面说明赣江流域在商代已形成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三星堆图志》获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是古蜀文化乃至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亮点,举世注目。《三星堆图志》是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拓展地方志文化思路所编纂的四川第一本大型图志。它的主要特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三星堆图志》著录注重科学性,以“志”这种特殊的体例为统帅,分别由文物志、考古志、学术志三部分志组成,并将三星堆大事记作为附录。[第一段]     

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日记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1986年的7月18日砖厂职工在三星堆遗址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在距地表深约两米之处挖开一号祭祀坑东侧底部的一角,出土石器十余件,当时在场的农民工立即报告了我们。那时我和陈德安还有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勤工俭学的学生朱章义、张广彦、刘章泽几个人正在三星堆遗址砖厂宿舍（现三星堆工作站所在）内整理三星堆遗址上半年的发掘资料,我们接到这个报告后立即赶到距我们整理驻地约100米远的现场。     

三星堆文化源流考略

分析三星堆出土物的特征,认为三星堆化是古巴族鱼凫部所建古蜀国的遗存。他们与古彝族、土家、布依、苗族有亲缘关系。三星堆化的风格与良渚化、石家河化有相似性。     

扰乱古墓出土竹简考古整理过程中的保护技术——以严仓古墓出土竹简为便

由于犯罪分子盗掘活动猖獗,很多古墓葬惨遭破坏,使大量珍贵的文物遗产流失。南水北调引江济汉工程中的文物保护重要发掘项目——严仓古墓就是典型的案例。严仓古墓属于大型楚墓,该墓由于多次盗掘,古墓内文物几乎洗劫一空,所剩下竹简被扰乱。甚至遭盗掘分子踩踏。因此竹简出土时呈现我们面前的景象是杂乱无章地混入淅沥泥浆中,给文物保护及考古发掘以及考古整理带来诸多技术上难题。本文通过对出土竹简基本属性分析研究．在遵循文物保护原则的前提下,精心设计出土竹简考古整理中的保护技术与工艺从而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     

茂县牟托村"翼龙"与三星堆龙之比较--兼论三星堆文化向北传播的途径

邹衡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是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和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自从两个祭祀坑的材料公布以来,学术界涌现出了大批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论文。研究者们对祭祀坑的年代、文化构成、性质以及三星堆文化的内涵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三星堆祭祀坑和三星堆文化正在学者们的辛勤工作之下,一层层揭起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示其真实面貌。     

蕲春毛家咀和新屋垮西周遗存性质略析

1958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在蕲春毛家咀发掘出西周木构建筑,并出土一些遗物,是鄂东地区考古的重大发现。三十多年后,毛家咀木构建筑附近又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1996年4月,在毛家咀木构建筑西600米处的新屋垮,发现一窖穴遗迹,出土方鼎5件、圆鼎1件、铜斗1件,为鄂东西周考古增添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关于新屋垮窖穴的年代和性质,已有学者专门作了研究。本人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