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的进程——论世界历史的历史认识与新的世界史观

“历史”是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全体。“历史叙述”不是学问叙述,而是文学叙述。“历史学”是历史的学问,历史学系统地考察内在于历史的诸事件;在全体历史中,历史学寻求某种历史规律或普遍性。“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结果的价值评价,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意义、结构、目标、历史的理念乃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人类存在本身中哲学地展现人的本来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被升华的神性信仰中活生生地显现人的本来的“心性”。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

在自主的认识模式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活动当成人类思想的体现加以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历史观”并未将历史看成自主的认识模式。由于历史学的认识方法具有自主性,因而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应更多地注意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同时,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离开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研究时应将所有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将历史学充分地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科,以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机会,使地理学者运用适合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变化问题。     

“历史学“何以可能——海德格尔的追问

黑格尔之后,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出现了根本的转向。先后问世的“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致力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的地盘,使诸如历史思维、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等问题提升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然而,全部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拷问和呈现这些研究的合法性。     

福柯《词与物》中不可知的历史

对福柯《词与物》所包含的历史观,国内学界一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词与物》在历史哲学上包含两个重要论点：(1)福柯的认识型在本质上是一种统计规律,它使得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剖面成为认识型支配下的概率事件。这样,历史事件在成其所是之前,我们无法知其所是,因为它们都是统计的结果。(2)“真实的历史”应包括“词的历史”(历史文本)和“物的历史”(客观历史)两个共轭的范畴,二者具有互补性。而且,历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取得对两者的准确把握,“物的历史”愈趋于精确,“词的历史”就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反之亦然。所以,《词与物》所包含的历史哲学思想,极富挑战性,具有鲜明的福柯风格,不可不察。     

战后英美史学理论界关于“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以曼德尔鲍姆的批判为线索

"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是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核心议题。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解释"的讨论是对欧洲大陆历史主义传统中将自然(自然科学)与历史(历史科学)分成两撅的反叛,它摒弃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认识"路径,聚焦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方法"。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仍聚焦在"历史解释"的框架内,历史叙述本质上还是一种历史解释,这虽说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有交集,但已貌合神离。     

向华盛顿进军事件

1932年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涌向华盛顿的“历史性进军”及最后被镇压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或是为了“后事之师”,这道伤疤仍时时被美国历史学家揭开,他们的研究、叙述,“拼贴”出这次事件的全景——     

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自我探索与历史叙事 --评《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

《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体现了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较新的发展趋势。这本论文集从小历史的角度来论述了早期美国史研究中关于个人认同的自我探索与边缘化状态的问题,并较好地弥补了大历史的缺陷,使人们从历史叙述、文本细读和语言学转向这三个方面更新了对小历史长处的认识。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式刍议

如何将历史学同信息化这两个分属不同知识体系的学科加以融合,以实现信息化应用向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引入,属于史学方法论研究不应回避的前沿课题。本文以人类认识、总结历史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为立论出发点,尝试提出“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型”解决方案,并从历史研究主、客体角度就不同层次信息化应用作了具体阐述。笔者认为,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之映射,对其建构有助于正确认识、理解和实现历史学同信息化的沟通和融合。     

China＇s Unequal Treaties： 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

王栋（Dong Wang）女士的新书《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引用大量中西方第一手资料,分析了“不平等条约”这一词语的语言学发展和修辞用法,论证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中外不平等条约历史的不断叙述,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对“不平等条约”不断进行定义以求对风巩固统一、对外谋求独立自主及确立自身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历史。作者的研究还表明,中国有关不平等条约的经历决定了20世纪中国运用国际法的方式。     

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试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

历史教科书肩负有塑造国家与民族之回忆文化的职责.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述经历了多种变化,这些变化历程也反映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进程.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着眼于培养年轻一代的罪责意识,通过集体罪责的分层化、消融化、当下化和立体化,试图建构年轻一代健康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德国当代历史教学中的核心理念.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试谈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问题——兼论所谓舜的“腐败”

本认为,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内容是,历史研究的主体除了学识水平、分析能力以外,还必须具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敬意,即尊重历史,对于历史有充分的理解。就中国古史的认识而言,孟子所述舜之两事,表面看来,这是舜的“腐败”行为,而实际上却是舜的合乎情理的举措,不可以“腐败”视之。我们假若尊重历史实际,将这两个事例放在舜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来认识,则应当完全肯定这是舜的美德而非腐败。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长期以来 ,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被忽略 ,这同忽略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在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作用有直接的联系。历史观念的进步、历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创新 ,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提高和加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历史认识理论 ,是能动的反映论。历史认识不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 ,机械地重构历史。历史认识的过程 ,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创造”的目的是使主体认识的结果更加接近客观的历史本质 ,更加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论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

1950年代初,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的历史叙述基本定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叙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分期方式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叙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使命。这些方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影响到后来的中共党史编纂。中共党史知识体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     

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

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过渡中的期待

世纪之交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许多实质性的历史分期研究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作为时间标度,它大概可以给叙述提供便利。况且,既然如今地球村的居民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制造“跨世纪”的热点,而且还那么投入,那么令人“从众”,近乎万人空巷,说不定这个世纪之交就真的会比别的年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综述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举行“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日本评论家、《人权与教育》杂志主编津田道夫率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小学教育研究者     

从国庆讲话到历史决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这势必要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历史的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历史任务,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