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略论五世班禅在康雍治藏中的历史作用;抗战时期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秘史;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西藏：社会投资、金融扶持与资本市场;关于20世纪西藏藏语大众传媒的若干基本问题     

王懿荣翁同龢的书法及其市场行情

清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一个流派迭起、名家纷呈的复兴期。清初书坛上承明"馆阁体"之余绪,"康雍之世,专仿香光(董其昌);乾隆之代,竞讲子昂(赵孟頫)。"帖学盛行,成为时尚。雍乾以降,文字狱大兴,文人们为避其祸皆埋首于故纸堆里。时碑版出土日多,激起了书家取法金石的浓厚兴趣,既而在书坛上掀起一股尊碑热潮,     

论交通线的变化对清代巴里坤的影响

论交通线的变化对清代巴里坤的影响张建军巴里坤在清前期乃是清朝经营新疆之根据地,康雍年间曾两驻大兵,列障筑城,辟地兴屯,成为西征大道上的重镇。到了清中期巴里坤则发展成天山北路百物辐辏的商贸中心,人口一度达到数万。当其全盛时,据说：“商货云集,当商钱商以...     

清康熙青花万“寿”纹大尊

《陶雅》中说:“世界之瓷,吾华之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青花万“寿”纹大尊就是一件素负盛名的康熙育花瓷精美之作,它是融书法与陶瓷艺术为一体的典范.该尊高77、口径38、足径28、最大肩围150厘米.口微撇,方唇,唇外近直,颈较短.溜肩,肩以下向内斜收,足部圆鼓凸起一圈,斜削式微浅宽圈足,砂底.除两道接痕在器内外有明显手感外,     

论康雍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允祥

爱新觉罗·允祥曾是康熙深爱的十三子,但在康熙末年却处于政治和亲情的边缘.他是雍正最宠信的兄弟,在雍正一朝位高权重.允祥在康雍之际政治斗争的历史夹缝中感受着人生的大起大落,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一直是众说纷纭.本文以一些未被学界重视的资料拟对此做出新的解释,从而能对康雍之际政治斗争中允祥的遭遇以及其在雍正朝初年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供新的理解.     

古雅青翠 妙趣天成——江西省博物馆藏康熙青花瓷器赏析

正康熙时期,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手工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瓷器制作达到新高度,清人陈浏在《陶雅》中记载:"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康熙朝为世人所熟知的瓷器品种有青花、五彩以及颜色釉等,青花是瓷业生产的主流,烧造数量庞大,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文风小议

“风”,《汉语大词典》列有四个义项：一、章的风格;二、使用语言字的作风;三、学的风气;四、德教化之风。这里所说的风,不是指章的风格,也不是指德教化之风,而是指人们使用语言字的作风和学的风气。既称之为“风”,风行草靡,它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徽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李琳琦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

李琳琦教授所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既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力作,又是一部垮学科多方位地论述明清徽州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特点及其内在规律的开拓创新之作。该书有以下特点：一、选择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开拓了徽学研究新领域;二、运用新方法,构建新框架,探索了徽学研究的新途径;三、采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实现了徽学研究的新突破。     

开源引万流——华裔学志丛书连续出版

台湾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汉学中心自2003年成立之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华裔学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册。其一是《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其二是《&lt;华裔学忘&gt;中译标题目录1—50册1935—2002》。     

守本开新,务求精进——关于第三届浙黔(黔浙)文化合作论坛“阳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总结

我们这次阳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是很成功的.首先,这次研讨会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开拓,应该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从宏观把握而言,陈来先生昨天关于拔本塞源思想的探讨是一种宏观的论述,谈了圣人之心是什么,圣人之学是什么,圣人之教是什么.圣人之心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心;圣人之学就是一种成德守业之学;圣人之教就是“五教”.     

明清海宁查氏文化世家

查氏是海宁望族,明末清初查继佐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不仕,一生讲学和述,为查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查慎行、查嗣庭兄弟在清初均名噪一时。不幸的是,查氏家族在康雍年间遭两次字狱打击,日渐败落。     

论乾隆秘密建储

秘密建储是清朝独具特色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肇始于康熙末年而确立于乾隆朝,并为此后各朝皇帝所遵行。这项制度对实现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加强皇权和巩固清朝统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康雍之际秘     

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此即后世所谓小学、辞章、义理三学之滥觞。而义理之学,实包儒学与所谓异端,即儒学之外的诸子与道、佛二教,如熊赐履《学统》即以诸子与道释二教为异端。清末宋恕当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救世之策在于复兴"周末诸子之教"。在《致夏穗卿书》中,梳理两千年来先秦诸子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于我国历代建都与文化史发展的关系及建都特点的初步研究

(一) 古都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等学科互相渗进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其中文化史与古都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我国对古都的研究。开始得很早。战国时成书的《周礼·考工记》,所记我国古代建都的一些原则,可以看作是我国古都学研究最早的开端。在(<史记》、《汉书》中虽载有关于古都学的材料,但都不够系统。直到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成书后,我国古都学的研究才有进一步的发展。该书第一卷《关内道一·京兆府》,开首即论述历代建都西安的意义。郑樵在《通志卷四十一·都邑一》中说:‘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也;城池者,人之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大江自中国之西,而极中国之东。所以,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招邀数君子 沉醉万荷花——小记广雅书院的濂溪祠

1888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原有两祠,一曰岭学祠,为“礼宋儒诸贤之所”(台湾著名学者苏云峰先生语）;二曰濂溪祠,属专礼周敦颐之所。岭学祠在书院西北,濂溪祠在东北,从坐向看,位居岭学祠上;岭学祠为礼众贤之所,濂溪祠为礼     

读书札记二则

一、《四库总目提要》释总集之失《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总集类”小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此可谓释总集之名言,古今谈总集者多引之。如骆鸿凯《文选学》即以此为开篇。又张涤华《历代文学总集说略》亦引此而云：“据此,知总集可分两大类”。①然馆臣此说实有三失,而学者多忽之。（一）其说总集之起源与实际不符。检《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小序云：总集者,从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皖人书录〔三〕

12.《安吴四种》包世臣手稿本包世臣,泾县人.在政治史、学术史、艺术史上,是安徽近世史上杰出的人物.他的最大成就,是在如下这些方面开辟了风气:清代的学者,康雍以来,都不敢谈政治,更不敢讨论现实问题.包世臣、周济起,开始议论时政,对礼、法、兵、农、刑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龚自珍、魏源受了这个影响,从此后有所谓"经世"派的学者出现了.尽管包世臣的谈礼乐刑政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但是风气之开,对社会文化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在书法方面,由于清代帝王提倡馆阁体,书法家一般在"帖学"上打圈子,"董思翁"成为一时风气.那里能谈到汉、魏、六朝.包世臣开始提倡北碑、一扫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