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蒙古归侨的社会适应初探——以山西省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20世纪80年代初回山西省定居的蒙古归侨群体为例,通过查证史料、口头访问等多种方式,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蒙古难侨的归国历史,梳理了蒙古难侨安置的情况,并分析他们归国后的生活和文化适应、就业和经济状况以及权益保障等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等现状,从一个侧面审视与思考归侨的特殊性及其社会适应。认为蒙古归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被迫回国定居的移民群体。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安置,使他们较好地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但在时代变革下,蒙古归侨群体又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     

边界与想象社区的建构:以广州归侨聚居区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以广州华侨新村为例,尝试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归侨聚居区边界的演变及其对想象的社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解析归侨聚居区符号化的过程与动因。研究发现：①1954年至今,新村归侨共同体维系纽带经历了从国家利益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到集体记忆的嬗变,折射出社会环境、空间形态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归侨的自我认同感、群体认同感之间的耦合关系;②华侨新村不仅是曾经表征爱国主义的物质载体,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归侨聚居区被片面截取并赋予了其它阶层想象的意义和元素。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商品型社区的社区认同调查研究——以山东临沂Y花园为个案

通过对Y花园商品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证实了现今居民还存在较高的社区认同,而且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社区内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等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然在社区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要求开发商和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加大对社区建设的力度。     

大学生对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的价值认同研究——以重庆为例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唱读讲传"是培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有效形式。如何把"唱读讲传"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关键在于大学生对"唱读讲传"活动的认同,因为认同是内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唱读讲传"活动能否持续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大学生心里的关键所在。     

政体的继承性探究——以“戴高乐政体”的形成为例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通过对法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深入分析,认为＂半总统制＂政体的产生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进一步强调,国家政体的设立与运行具有历史继承性,不仅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经济环境,还要借鉴该国的政治历史与思想历史,以及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需求。     

归侨侨眷的跨国网络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以广西东兴为例

论文以广西东兴市归侨侨眷参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为例,探讨了民间力量在推动跨国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论文认为,民间力量也是跨国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归侨侨眷作为民间力量具有独特的优势,是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归侨侨眷形成的跨国关系网络中,蕴含的信任等无形资源以及嵌入在网络中的信息、资金、客户等有形资源是归侨侨眷得以在跨境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这种跨国网络中的资源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有利于推动跨境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孔子与美国排华高峰期华人的认同建构——以美国主要报纸为例

通过美国数家主要报纸相关报道的深入剖析,本文拟全面展现孔子与华人认同建构的普遍联系。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排华高峰期。无处不在的歧视让在美华人陷入空前孤立,华人强化群体认同以彰显自己的存在变得尤为迫切,延续和强化孔子的文化核心地位成为极为关键的内部凝聚手段和群体外部特征,围绕孔子而产生的向心力是美国华人能够在排华高峰的逆境中生存下来的根本保证之一。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

本文选择华侨农场和生活在农场里的归侨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 ,通过参与观察及口述访谈 ,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归侨的认同建构。本文提出 ,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串着归侨的集体记忆 ,认同建构是情景性的 ,流动的 ,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 ,达到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的目的。对移民的安置不但是提供物质性安排 ,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使移民与安置地尽快融为一体 ,共谋发展     

一个特殊社区的历史轨迹：松坪华侨农场发展史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到 70年代末 ,我国先后在广东、福建等省区建立、扩大华侨农场 ,以安置归难侨 ,福建省的松坪华侨农场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区 ,它在人口构成、对外联系网络、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华侨农场逐步转型 ,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 ,华侨农场如何与时俱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 ,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     

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松坪华侨农场

华侨农场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 ,因特殊历史事件 ,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特殊社区。本研究以松坪华侨农场为个案 ,剖析这一特殊社区的历史发展轨迹 ,探讨归侨群体的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 ,并关注集体安置移民的经验及其给与后人的启迪     

海归的适应策略研究：学院派的案例分析

文章在对部分海归”学院派”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习性”和“场域”的分析工具,解析了海归“学院派”归国后的不同心态和不同适应策略的选择。得出结论,“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习性”和“场域”概念也是影响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深层文化认同的非同一性、生活表象与意识深层的非和谐性等复杂的文化意识构成他们独特的行为表象。这些行为表象是其长期海外生活学习所形成的个人“习性”的体现。透过这些表象了解他们的“习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深入了解他们归国后所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     

华侨华人创业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本文以上海为实例,依据创业模式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华侨华人在大陆投资创业的主要模式划分、基本特点以及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华侨华人成功创业与其选择正确的创业模式密切相关,创业模式的选择与行业的关联程度较高,同时,创业模式的选择也与创业者对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密切相关。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授权立法条款设置论析

论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授权立法条款的设置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探讨了明示授权立法与默示授权立法两种类型、授权立法条款设置的必要性及价值以及授权立法条款设置的实施效果;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授权立法条款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的诸如默示授权条款过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提出了需要在授权主体、授权内容等方面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