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罪银新考

如果追溯清代后期司法制度演变的渊源,则要从乾隆朝开始,其中乾隆晚期的议罪银制度必须纳入视野。学术界一谈及清代历史,雍正朝开始实施的养廉银制度自然众口称誉,但对于乾隆朝的议罪银制度却不甚明了。①而在     

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京官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王文庄日记》提供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文中对王氏家庭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探讨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呈现18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从个人角度文中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制度进行印证和解读。同时,对王氏的社会交往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     

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分析

文章依据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档案,分析了这一时期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等问题,并比较雍正、乾隆两朝的变化特点。揭示了旗人特别是满人的选官特权在乾隆朝更明显,任职比例大幅攀升,任职层级提高,且多在战略要地任职。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也分享了选官特权。乾隆朝武官人事渐显因循化趋势,循资任职比例增多,避籍制度宽松、年龄增大。通过对出兵记录的分析,估算了这一时期出兵西北、西南和台湾的比例。     

《钦定八旗通志》点校本勘误

《钦定八旗通志》点校本,吉林文史出版 社2002年出版。该书是一部关于满族和清朝 八旗制度的重要典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 部八旗人物传记。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纪 昀等奉敕纂修,嘉庆间成书。全书356卷,记 事始于满族肇兴和八旗制度创建,终于乾隆六 十年(1795),其总体结构分为卷首、志、表 三部分。     

耗羡归公的制度化进程

耗羡归公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但其始并不是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来贯彻实施的。本文探讨其在雍正与乾隆时期制度化的进程,指出了在乾隆十三年制度化基本完成的事实。最后本文从宋以后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日益加强的趋势说明耗羡归公制度化进程的必然性。     

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实——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

拉穆吹忠是西藏护法神白梵天的代言神巫,是乾隆设定金瓶掣签制度时的关键人物,作者新近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中又发现了多件与拉穆吹忠有关的档案文物,为研究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之关系,研究金瓶掣签制度的内在成因提供了新材料。拉穆吹忠因在寻访确认八世达赖呼毕勒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受到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的重视,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予以很高的礼遇,成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及与清朝关系史中的特殊角色。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金瓶掣签之策的产生与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的了解有直接关系。     

略论清代太庙祭器、祭品陈设规制

清太宗崇德元年仿明朝制度建立了清代的太庙祭祀制度。该祭祀活动分为正祭时享礼、岁暮袷祭礼和告祭礼,其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和数量均仿明制,祭品遵古,祭器用瓷器。太庙祭祀制度确立后,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非常稳定,除乾隆朝祭器复古,恢复了金质、玉质、铜质、木质祭器外,其他皇帝基本遵循了崇德祭祀制度。这一点从雍正朝《大清会典》、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和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所绘太庙祭祀陈列图及其他文献得到了直观的印证。     

从《乾隆刑科题本》看清代押租制

租地要交付一定数量的押租金,这种做法在明代已开始少量出现,到了清代才形成一种制度。在《乾隆刑科题本》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主佃之间因押租纠纷形成的案件,它是研究押租制度极为珍贵的原始材料,而又为其它官修书如实录、地方志所不载。本文根据《乾隆刑科题本》,谈谈押租制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原因、押租制的特点以及押租制在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中的作用。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制度背后的技术、环境与政治:以清代柴塘岁修专项银设立为中心

清代两浙大规模从柴塘改建为石塘开始于乾隆第五次南巡。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成就不朽功勋,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强调以柴塘作坦水且不必岁修,这违背了石塘需要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乾隆深知如果新建石塘仍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将无疑说明其决策失误。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他的反应是: 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责任推卸给相关臣工,隐晦或者露骨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相关人员。即使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但客观技术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项银制度,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决策不当。整个过程充分说明,在涉及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制度问题时,技术与环境因素往往要让位于政治,在制度、技术、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