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技古籍的翻译

翻译科技古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献知识和古代科技知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就已经整理的古籍和发表的论文、专著中存在的问题谈些浅见.一、由于缺乏主代科技知识而造成的错误二十四史、《清史稿》、《畴人传》等古籍的整理皆出于著名专家之手,其贡献之大,是不言自明的.但由于缺乏古代科技知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     

《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出版座谈会在开封举办北大核心CSSCI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1994年8月由文化部批准立项的重大文化工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绍侯先生被委任为《今注本宋书》的主编。朱先生亲力亲为,带领编纂队伍,五易寒暑,得以草成;之后不断修订,直到2020年方得以发行面世。10月15日,由《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主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出版座谈会在开封举办。座谈会开幕式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礼刚主持。     

《大方便佛报恩经》文献学考察

佛经的汉译从汉代起,直到明清.由于诸多原因,今传许多早期翻译佛经所题年代、译人有不少讹误,汉译佛经的年代和译人可疑,古代经录记载有不少地方含混不清,之间出入很大,其中许多错误今天仍在沿用.不管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佛教史还是语言学研究领域,对佛典利用尚缺乏必要的文献学基础.如《大方便佛报恩经》(下或简称《佛报恩经》)(七卷),一些学者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这是有问题的.这部经的时代可疑,学术界对此经翻译年代的看法不一致,方一新、高列过及笔者曾从语言角度对其时代进行过探讨①.本文拟从文献方面对《佛报恩经》作一些补充考察.     

天津古籍出版社将出版《中国钱币丛书》

为发扬文中华货币文化,普及历史货币知识,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中国钱币丛书》今年先付印下列三种。     

书讯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民族出版社通力配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本书是卷帙浩繁的的纳西东巴古籍中的一部分,收录了《鲁般鲁饶》、《崇般崇笮》、《迎请精如神》等三种纳西东巴古籍,以东巴文、国际音标,汉文句译、意译四对照科学本的形式公开出版,这在我省是第一次。据悉,《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已纳入《少数民族古籍译丛》,今后将陆续出版,为全面研究纳西族社会、历史、宗教、民俗、文化提供详实可靠的资料。(罗希吾戈)     

传统机械技术调查

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王祯撰《农书·农器图谱》,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记载了他们所了解的发明创造。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古代机械的技术信息留存下来。比如, 五代《闸口盘车图》仔细绘制了水磨图,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船舶、车辆、桥梁等技术。     

彝族《教育经典》介绍

彝族历史文献《教育经典》(以下简称《教经》)是古代彝族人用于维系彝族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伦常关系的一本伦理道德教育书,也是今见彝文古籍中可供研究彝族古代社会教育的唯一有价值的教育典籍。现就这本书所反映的有关彝族古代社会的教育内容、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述之于下: 从《教经》全书的内容看,彝族古代社     

古书作伪原因考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极为丰富。但“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张之洞《?轩语》）这一估计虽不尽确凿,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曾经历众多的天灾人祸,失传甚多,难免为后世的有意作伪和失误致伪以空隙。古籍中的真伪难辨,不仅搞乱了历史真相,也给我们科学地利用古籍造成了许多混乱。郭沫若曾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大家最感着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十批判书》）因此,辨别古籍的真伪十分重要。尤其就我国目前古籍辨伪情况看,已辨古籍只有千余部,这与卷帙浩繁的古籍总数相较,可谓微不足道。许多古籍,尚待我们深入研究,加以辨识,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要辨识伪书,首先的是要了解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性质上分,又分有意作伪和误断致伪二类。 有意作伪可分以下几种: 一、借古重说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崇古贱今的观念,并且好古成癖。《淮南子:修务训》里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以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干论而尊其所闻,相与     

试论西夏语的■“一生补处”——西夏语、汉语、梵文对勘

本文主要撷取西夏语译《金光明经》的■"一生补处"(王静如1932:94),透过西夏、汉语、梵文对勘,尝试解明西夏语的■。进一步,将取得的解释施用于其他相关对译语料,则能回馈已经解读的世俗文献,如西夏文本《孙子兵法》《类林》之用■。关于西夏语的研究,我们经常会遭遇同一个西夏字,却在不同的翻译文本中对当不同的汉字、表征不同的句法语义。我们有必要深度解读夏汉对译文本,而不是仅仅给西夏字安上对译汉字;遂令同一个西夏字,在不同的翻译文本有不同的对译汉字、不同的语义。我们应该以语言学的辩证程序,尽可能准确诠释表象背后文献语言的语义。然后,我们才有坚实的基础,逐步建构西夏语的语法体系。     

《屈原赋》“其”字浅说

近读陈子展先生《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先生解《楚辞》,主要用译释的办法,只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略加简注。鉴于“今之《楚辞》译文亦数见不鲜矣,往往未能扣紧字句,致失原意。”(见《凡例》,下同)所以,陈先生的“今译,亦名直解,深戒解非本义,率而为之。必也古词今语,寻文比句,为媸为妍,临镜自见。”可见陈先生的“今译”是力求直译,尽量忠于原作的。用我们教书     

史家注史：朱绍侯先生与《今注本二十四史》

今注本《宋书》的校注,是朱绍侯先生学术生涯最后二十多年花费心力甚多、至为牵挂的学术事业。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重要原则和鲜明特色。今注本《宋书》以人名、地名、职官、典故、制度等作为注释重点,强调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展开校勘和注释,注重版本的改误纠谬,史实的正义疏通,史料的补充增益。今注本《宋书》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具有开创性的正史文献整理作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注释最为全面的一部《宋书》。广博厚实的学术功力,丰富的项目组织管理经验,是朱先生胜任主编一职并完成《宋书》校注的两个重要因素。朱先生是“史家注史”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始终支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各项工作,为《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怎样运用音韵学知识从事校勘

我国古籍在长期传抄、刻印中往往产生错误,如讹文、脱文、衍文、倒文、脱简、错简等等大量存在.历代学者,尤其清代学者如卢文弨、王念孙等人,在纠正古书的错误上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这就是校勘之学.做校勘工作需要的知识很多,如文字学、训诂学、逻辑学、语法学等,而音韵学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因为古籍中有的是韵文,如《诗经》《楚辞》等,即使在散文中也往往用韵,如《易经》《尚书》《三礼》《三传》《老子》《庄子》《墨子》《荀子》《论语》等等.如果在韵脚处有校勘问题,往往可以根据押韵的情况,推断出原来的面貌.     

漫话古籍今译——兼评《周礼今注今译》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大量工作中,与广大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今注今译,特别是用现代语言翻译艰深古籍的今译工作.关于古籍今译工作,郭沫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充分估计到了它的重要性,他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对这个重要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     

《后汉书》标点中的几处失误

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读本.它们的标点,与同期出版的其它一些古籍相比,质量堪称上乘.不过,此类史籍的标点,无论何人竭尽全力,也难保万无一失.《后汉书》自然不会例外.吕叔湘先生在《整理古籍的第一关》中指出:“标点符号的使用,可以斟酌的地方很多,但是关系到正确和错误的只有断句(传统意义的句)和引号起讫这两件事.”(《语文杂记》)第145页)为便《后汉书》整理者参考,此谨依吕先生之言,对其断句和引号起讫方面的问题指出以下几点.     

读新版《国朝典故》校勘本

读新版《国朝典故》校勘本阿达《国朝典故》（以下略作《典故》）是明代史料丛刊．我初识之时在１９８８年。当时我正师从贾敬颜先生学习中国民族史。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尤精于北方民族史。于专业基础,先生要求学生掌握校勘古籍知识,在作业中就包括校读先...     

成都夜访“向阳人”——黄葵、李孝佩夫妇回忆干校岁月

黄葵,四川资中人。1939年生。1973年至1984年任广西大学中文系教师。曾任中共巴蜀书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多年从事编辑、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被聘为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名誉研究员。参加过校点《二十四史》、《辞源》的工作。主要著述有《马援》、《孙子兵法辞典》、《基础汉字字典》、《辛弃疾词精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的谋略应用》等。主编《中国文化知识备要》、《四书五经》现代版、《资治通鉴》现代版等。     

先秦时期的古籍整理研究

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中国的古籍历史悠久.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秦以前的某个历史时期.古籍当然可从理解为古代的书籍,但比书籍广泛.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先有文字,后有书和其他文献.距今五、六千年前,西方和东方都发明了文字,后来才有书.西方的泥版文书、纸草文书,中国的陶文、甲骨文、金文是否可以称为古代的书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古代语词比较简单,文字也比较少,一字多音多义和多字同音近义的现象比较普遍.故最古老的书其字数一定不多,篇幅也一定很短.如《弹歌》仅四句八个字:“断行.续竹.飞土.逐肉.”可知古代书的篇幅不会太长.     

柯劭忞与《新元史》

我国一般以《二十四史》当做“正史”看待,它们同属纪传体史书。而二十四史是历代逐渐增加而成,最初只称“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随着历代增纂,清乾隆时,在《明史》定稿以后,正式诏刊为“二十二史”,以后诏增了《旧唐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五代史》,这时才合称《二十四史》。辛亥以后,徐世昌当“总统”的时候,1921年把《新元史》列为正史,所以也称为《二十五史》。     

当官可以读坏书

3月19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评领导干部读“读坏书”,说他们的“办公室,书橱内确实放了不少书,却是精装版的《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古代帝王驭人术》、《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等等,甚至如《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宫运》也堂而皇之摆在那里”。这说的是事实。人们应该记得,过去的官场一般用毛恩列斯毛去装点办公室。但自从经济腾飞,办公室豪华起来,新一代官员的办公室陈书也进入了新时代。     

读汪高鑫《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

正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指的是二十四史中以民族史传为主体、兼及其他纪传志表中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是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民族史、断代史和史学史研究的材料和对象。汪高鑫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他的新作《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黄山书社,2016年),是首部从史学史角度整体探讨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专著,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重视对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基本理论问题的阐发。以往学界对二十四史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