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

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与呼应等几种途径聚合而成新文化阵营。新思潮核心力量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新旧杂糅,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它本身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

正抗战期间,桂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气候,成为了著名的文化城,当时这里聚集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他们为抗战鼓与呼,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现代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在这里奋战了多年,进行了桂剧改革,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特殊渊源欧阳予倩,1889年5月12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其实,欧阳予倩与桂林很有渊源.早在1910年,他就曾经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廿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抗战已满六年了! 当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提供了抗战应循的正确道路与抗战中应该实行的政策。在六年抗战的过程中,共产党又把这个道路与这些政策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充实起来。     

国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变是他们发动的,当时的蒋介石处于他们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张、杨非常信任中共,指望中共作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策。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     

抗战结束前后关于战后国都的大讨论

1937年抗战爆发,首都南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沦陷了.当抗战将要胜利时,关于战后国都的讨论热烈起来,讨论从1941年起一直延续到1947年,尤以1943年和1944年为盛.各种报纸、杂志、期刊几乎都有相关论述,这方面的文章如此之多,以至＂载不胜载＂.有人主张国都应在全国疆域的中心,这样不仅安全且便于照顾四方;有人主张国都应设在国防的前线,因为迎敌胜于避敌;有人主张国都应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因为世界上强国的首都均在北纬33度以北;有人主张国都应在比较穷苦的地方;有人主张国都应在富有历史传统的古城;有人主张国都应在便利开发边疆的区域;有人主张国都应在离海较远的地方,因为中国没有健全的海军.     

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界为配合军事斗争,为教育适应抗战之需与夺取抗战胜利献计献策,形成了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他们适时地提出了颇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应当深刻反省,"战时需作平时看","平时需作战时看"和不宜以大学生作兵员等极富建设性的建议,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

正一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讨论,~((1))主要从学科整体出发加以比较,着眼时代侧重于先秦,也更倾向主张考古学对历史学的积极意义。这些讨论虽然注意到考古与文献材料在生成方式、涵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但更多的还是强调两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互补作用,强调文献所见历史背景对于考古材料解释的参照作用。一言以蔽之,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如此理念正与夏鼐、王仲殊对考古学的经典界定相呼应:"考古学和历史学,     

抗战语境中舆论场域重组及其历史省思

<正>战争语境中传媒生态涉及报刊等传媒及政治舆论动员。战时军队与报刊实际上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枪杆子开疆辟土,而笔杆子往往就战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进行道义上的呼应。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一抗战背景下舆论场域重组就近代中国而言,战争构成的历史记忆可分为对内、对外两重,因战争形成的对外历史记忆所涉列强亦有所不同。若两次鸦片战争涉及英国、英法联军等,八国联军侵华涉及欧美世界列强。而抗战     

抗日战争中的桂系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广西地方实力派,是在北伐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地方军阀集团。他们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桂系从国民党阵营中分裂出来,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全国的救亡运动,并派军队开赴前线,抗击日寇,表现出进步的一面。但是,桂系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同进步势力也有矛盾,因此在抗战中表现出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本文试就桂系在整个抗战中的表现,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桂系     

人文与科学并重：《国风》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主张

《国风》创办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终刊于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6年.其作者主要是柳诒徵、张其昀、竺可桢、秉志等身处南京、上海等地的东南学人.他们在国难非常时期,积极投身公众领域,围绕《国风》提出了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救亡主张,尽到了他们"对于国家之应尽责任".《国风》认为日本对华侵略不会仅满足于东北三省,其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必将爆发.对此中国必须发扬固有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提高国力;注重加强国人的国家观念,动员民众,以巩固国防.与北方的《独立评论》相比,《国风》或有不及之处,但它的救亡主张注意到了民族文化与广大民众对民族救亡的重要,这又是其独特所在,也是其优于前者的地方.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不扛枪的革命队伍——一二〇师战斗儿童演剧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山西创建了多个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和政策,团结人民,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创建了大量卓有成就的革命剧团。其中一二〇师的战斗儿童演剧队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以文艺演出为斗争武器,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用孩子的口吻宣传革命,激发少年儿童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不仅为抗战宣传作出贡献,而且成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郭沫若与鲁迅

正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的风云人物。他们生前,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可惜却未谋一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郭沫若和鲁迅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1928年初,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     

柳亚子与李叔同的交往

柳亚子与李叔同(弘—法师)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交往。早在清朝末年,两人就互相仰慕;民国初年他们在上海相交而相知,后交往中断;抗战开始,柳亚子和弘一法师重新接上关系。 1912年元月,柳亚子不满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     

试论地方志与年鉴的关系与异同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上千年的文化传统,而年鉴是泊来品,历史不长。抗战以前,我国年鉴虽有一段红火的历史,抗战以后直至70年代晚期却发展缓慢。我国的年鉴虽滞后于地方志的编纂,但地方志、年鉴两者之关系已经被人所揭示。1929年,浙大校长蒋梦麟在讨论修志问题时主张宜“解散志体,编辑年鉴,省史和专门调查”,首次强调年鉴对纂修方志的重大意义。抗战爆发,     

“五一口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战火中走来

正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重温那段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团结与分裂决战的烽火征程,不忘多党合作初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维汉: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1937年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现全面抗战,建立最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