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

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器物很多很精,年代大体可考。这是解放以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其意义不亚于寿县蔡侯墓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比蔡侯墓的发现甚至更重要,更有价值。一、淅川下寺二号楚墓的墓主和年代下专楚墓的总的报道、一号墓的简报以及有关的研究文章认为,二号墓的楚叔之孙倗与王子午是同一个人,就是此墓的墓主人。王子午(令尹子庚)死于楚康王     

浙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小议

《江汉考古》1983年1期所刊陈伟同志的《浙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认为王子午、王孙告的器物同时出现在(为阝)子倗墓中,是楚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伴随着财产的再分配,这就是‘分室’、‘取室’的内容。在这种场合,失败者的宝物重器,自然是胜利者夺取、瓜分的主要对象。……(艹为)子冯惧‘多宠而辞令尹,杀子南     

江苏扬州双山汉墓墓主身份探讨

双山汉墓即甘泉一号墓、二号墓,是扬州地区发现的两座东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关于其墓主身份,学界有不同看法:一号墓墓主,或认为是广陵王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或认为是刘荆的王后;二号墓墓主,或认为是刘荆,或认为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通过对两墓形制、器物的比对,可以确认这是两座东汉早期广陵王侯之墓;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的细微区别来推测,一号墓、二号墓墓主分别应该是广陵侯刘元寿、广陵王刘荆与王后。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055发掘简报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055是一座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二棺,墓底有一腰坑殉狗一只,墓内有两名殉人。随葬品有青铜器、锡器、陶器、玉石器、骨角器、蚌贝器等共计228件套。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段,墓主为倗国男性中等贵族。墓葬出土的楚公逆铜剑对于研究楚公逆的年代具有重要价值。     

“楚叔之孙棚”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发掘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是一批很有研究价值的春秋楚墓。墓葬从南到北沿龙山山脊排列,整齐地分为五组,其中以居中的第三组规模最大。这组墓的主墓是二号墓,旁边有大型墓两座(M1、M2),中型墓一座(M4),另外还有殉葬墓十六座以及一个车马坑。墓中出土了许多带铭文的铜器,使我们有可能推估这组墓葬的墓主和年代。这组墓葬,已发表的主要是一号墓的材料以及二、三号墓的部分材料。三座墓中所出主要是两套铭文:一套是“王子午(令     

徐州琵琶山二号汉墓发掘简报

1990年2月,徐州市郊区琵琶山发现了一座竖穴墓,徐州博物馆进行了清理,该地区曾发现过一号墓,现将新发现的二号墓的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位置及结构 琵琶山二号墓位于徐州市北郊朱庄乡东琵琶村中一座小山的东坡,(俗称小土山)。由于该山的石质为页岩,结构疏松,故墓葬的四壁较粗糙不平。     

安徽霍邱县战国墓的清理

2005年5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六叶(六安———叶集)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中发现一座墓葬。该墓位于霍邱县洪集镇唐畈村冯老庄村民组、大别山北麓的山前丘陵地带(图一),编号为HFM21,现将该墓情况简报如下。     

试析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二号墓墓主身份

1995年3月至7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联合发掘了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2号木棒墓,根据墓葬形制和殉葬器物的特征,时代定在武帝元狩五年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墓主的身份只是认为级别相当高,并没有明确论述墓主的具体身份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特点,出土文物的种类和文化特征,结合秦汉时期的职官制度作一个尝试性的探讨,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斧正。永兴双包山二号墓（95MSMZ）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排墓,由封上、墓道、墓扩、墓室四部分组成。发掘时封上仅存南角约高3．5米的一小部分,据当地老年人讲…     

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

宋山墓(MASSM1)是马鞍山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砖室墓葬,它填补了该地区六朝考古多项空白,高浮雕变形龙纹把手石门和假窗的设置,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墓葬中最早的实例。虽被盗严重,但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墓葬形制与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后者大,显然墓主身份也更显贵。通过和朱然墓等六朝大型墓葬比较,并结合现有的史料分析,此墓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     

关于广州古墓青花瓷罎时代问题的商榷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广州小北宋墓简报"所报道的两座古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调查结果,"初步认为是宋——明间的墓葬。"二、碑志磨灭。1号墓"墓志(砖制)竖立在南壁下,作合掌式,但已移动了8公分。""可能是写的,砖面受侵蚀剥落,虽经很小心地用种种方法处理,仍无法看到半点字迹。"2号墓"合掌式的砖     

《Shi公典盘》及相关问题

《文物》1998年第9期发表了《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五号墓为春秋时期Shi国贵族墓葬,墓主为一成年女性。其随葬器物中有一自铭盘,据铭文内容,此盘可名为《Shi公典盘》,简报中附有器形及铭拓。同期又载方辉先生文《Shi公典盘铭考释》,笔者在读过简报和方文     

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

1996年发掘的朱然家族墓是一座与朱然墓同样重要的孙吴墓葬。本文对两墓的形制结构、墓砖、出土遗物及在墓地内的排葬次序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朱然家族墓时代比朱然墓早,墓主可能是朱然养父朱治。文章进而认为包括朱然家族诸墓在内的今马鞍山市采石周围地区发现的其他高等级大型孙吴贵族墓颇疑与葬于牛渚的孙策、孙休二陵有关,是这个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

1978年2月底,我们在江苏省漂阳县竹箦公社中梅大队发现并清理了两座砖室墓。两墓相距1米左右。根据墓一的墓志得知,墓主李彬,右旁并列袝葬的是其妻潘氏墓(墓二)。这两座墓葬较以往苏南地区发现的宋代砖室墓砌造较为讲究。出土器物丰富多样,特别是一套精致的琉璃楼亭轩榭建筑和造型生动的四神及神像等,为宋代墓葬中所少见。现简报如下:     

苏州虎丘路三国大墓墓主身份再考

苏州虎丘路大墓根据形制和出土文物判断,其时代晚于东汉晚期,且孙策死于吴郡丹阳,在孙吴草创时期不可能埋葬在吴县（今苏州）。通过吴侯和建兴二年铭文砖的分析,吴侯应该是孙登之子吴侯孙英,这两座的墓主应该是孙登孙英父子,不可能是孙策孙绍父子墓。     

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一九七八年十月间,在整修七三年于市郊老万庄发现的金代壁画墓门工程中,又在该墓的东西两侧发现两座墓葬。现将发掘清理情况简报于后。为了叙述方便,将原发掘之墓编为一号墓(已发表),西侧的编为二号墓,东侧的为三号墓。     

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

<正>《文物》2011年第12期刊登了《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和《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以下简称《铭文》)两篇文章,介绍了新近发现的一座时代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的墓葬,为大同地区北魏墓葬的分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但是,两文都根据石椁封门石上的铭文,将墓主定为尉迟定州,笔者认为这一结     

擂鼓墩二号墓簠铭“盛君萦”小考

1981年7月,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距曾侯乙墓约百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墓。发掘简报认为:此墓的年代晚于曾侯乙墓,可定在战国中期的前段;此墓位于曾国国君的陵区之内,随葬的礼器有九鼎八簋,属诸侯国国君的品级,而且墓中器物的风格和器类的组合都与曾侯乙墓相近,因此二号墓墓主的身分相当于曾国国君。这些结论都是可信     

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考

大葆台西汉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重要的西汉诸侯王墓葬。1977年第6期《文物》杂志发表了《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首次披露了大葆台西汉墓发掘的情况,引起了考古界和史学界的重视。《简报》对墓葬年代和墓主人作了如下     

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

(一)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以出土文物确凿地证明了一、二、三号墓是西汉初被封为鞅侯的长沙国丞相利苍夫妇及其子三人的墓葬。据研究,三号墓主是利苍的儿子。他死于汉文帝十二年,时年三十多岁。此人当是袭爵軑侯的利的兄弟。他干过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葬制和墓中出土的随葬明器来看,可以肯定也是有官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