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中国瓷器影响的高丽青瓷

中朝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中朝两国地域接壤,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朝鲜三国鼎立时代,百济与汉、晋王朝往来密切。十世纪以后,高丽王朝与宋朝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国互派使者,互通有无。据记载高丽使节使宋达26次之多,人数最多的一次达793人;宋朝使节出使高丽也达22次,这充分反映了中朝两国之间频繁的友     

一部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朝天录》评价之一权近《奉使录》

《奉使录》是高丽使者权近于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出使明朝时的行止记录。除了记述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外 ,权近还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地理远近、堠台设置、器用物价、风俗习惯等情况。就其价值来说 ,有的可以补正史之缺。是研究明初中国、朝鲜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中朝关系史及地理诸问题的重要史料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论朱元璋的琉球移民政策及其作用

朱元璋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移民政策,对于明代中外关系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迄今仍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朱元璋十分重视对海外的发展,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遣使外夷,诏谕四海,“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还立下遗训,将朝鲜、日本、琉球等一些国家列为不征夷国。存这种海外政策的实行下,许多国家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东南海上的琉球岛国,自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遣杨载诏渝琉球始,至明朝灭亡,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贸易往来的友好关系。但是琉球毕竟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岛国,“地无货殖”“商贾     

试论明初洪武年间对佛道二教的整顿和管理

宗教问题是元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明王朝建立伊始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探讨明初洪武年间对释道二教的管理问题,不仅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明初社会,而且对于我们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宗教管理问题,都是十分有益的。     

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

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虽然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度不正常,但和两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相比较,终究是短暂的。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历史展开了新篇章。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要进一步发展,并将更广泛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时候,回顾一下过去的友好往来,是很有意义的。两千年来的中日友好关系,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实物见证。这里从两幅图画,来考察一下两国友好往来历史的一个侧面。     

甲午战前中朝关系与朝鲜电报线的建设

由西方人发明的电报通信技术,在军事、政治领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世纪后期,朝鲜国门洞开,日本及西方列强相继进入朝鲜半岛,使朝鲜局势变得日趋复杂。甲午战前,中朝依旧维持传统宗藩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深刻影响了当时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中朝围绕朝鲜境内电报线建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朝方目的是争取电报通信自主权。中方则是为防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信优势地位,以应对朝鲜局势。     

南汉山城之战评析

南汉山城之战是中韩(朝)关系史上一次大的战役,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次战役,于研究中韩(朝)关系史、清史、边疆史等关系甚大。从性质上看,这次战役是朝鲜抵御邻国边疆少数民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不过,特别应当明确,交战的朝、清双方的矛盾以至引发战争之焦点是朝、明关系,清要求朝鲜背明而臣属自己,朝鲜则坚持与明友好而不承认清,当时明廷作为中央政权无疑是中国国家的代表．所以,这次战役从国家角度而论,不是中、朝两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而正是两国为维护长期友好的国际关系所进行的正义战争．这次大战的结果使对敌的明、清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使原来朝、明联合抗清的格局改变成了朝、清联合对明的格局,从而对中国内战战略形势的改变产生了影响．     

试论洪武朝对国子监生的使用、原因及影响

在洪武朝,明太祖大规模的使用国子监生为官任教差遣历事伴读等,使国子监生活跃在洪武朝的各个舞台上,这与洪武朝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明太祖本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明太祖成功的使用国子监生不仅对洪武朝而且对随后的永乐诸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具体的使用和培养国子监生的制度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明代沂州卫设置沿革及历史意义

沂州卫最早的设置时间为洪武元年(1368),在洪武年间经历了“卫—守御千户所—卫”的变革过程。沂州卫虽在山东境内却直属南京中军都督府管辖,随着明王朝的日渐衰落,这种管理权与地域隶属上的不对称久之成害。随着沂州兵备道的设置,沂州卫军事作用日趋衰落。明初设置沂州卫具有保卫京师、奉调作战、发展屯田、自给自足、兼理民政、参与吏治等历史意义。     

刘鸿训出使朝鲜“贪墨无比”辩

明天启年间,刘鸿训临危受命出使朝鲜,对明朝和朝鲜正常关系的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却记载说,刘鸿训是＂贪墨无比＂的官员。对于这一说法,本文用中、朝两方面的有关史料说明,刘鸿训并非是一个贪墨无比之人,而是一个正直无私、敢于直言、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好官。     

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考

察罕脑儿卫是明初设立的蒙古军卫,应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旧察罕脑儿城(即今陕西靖边县北与内蒙交界处的白城子——统万城遗址)。它与官山卫(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灰腾梁)一样都是洪武朝为安置降明的蒙古人而设立的羁縻军卫。本文对其建置沿革、与官山卫的关系、废置原因进行了考证,进而明确了明人在洪武朝对河套地区实施控制的主要方式。这对理解明初河套地区明蒙古关系以及当时的北边边防措施不无裨益。     

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有明一代,河南省曾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丈量出的土地数字仅是当时开垦的土地数,不能反映全省实有的土地数量。第二次在明中期嘉靖年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丈量之后又以“符合原额”为宗旨,大量进行了折亩活动,故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不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也不能反映当时实有的土地数字。第三次是在明中后期万历年间进行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严格,方法得当,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又代表了全省实有的耕地数字。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成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永乐、宣德朝的朝鲜籍“皇亲”与明鲜关系研究

明永乐、宣德两朝曾在朝鲜大肆选妃,因此造就了一批朝鲜籍的皇亲。然而,两朝皇亲在待遇上却截然不同。永乐朝的朝鲜籍皇亲得到了来自明王朝和朝鲜统治者的双重恩遇,并在客观上对巩固和发展明、鲜两国的宗藩关系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宣德朝的朝鲜籍皇亲却总体上遭遇了两国统治者的冷落,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力减弱。两朝皇亲在待遇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差异主要是由明初边疆形势的变化和明、鲜两国宗藩关系的发展造成的。     

明初社会转型与郑和下西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已经出现社会转型的现象,即从封闭式的封建自然经济转向相对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这种社会转型对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大政方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以往向周边国家宣示国威的传统,而更多地呈现出沟通列国,广交友邦,互通有无的经济思想。郑和下西洋则是这种社会转型与新的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学术界对此尚无深入探讨。本文在此抛砖引玉,略述孔见,希冀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的重要一环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明清皇城与紫禁城沿革举要

明初定都南京,以宫城为皇城,宫城之外没有外禁。洪武十年（1377年）改建大内宫殿、增辟外禁垣以后,宫城与外禁垣统称皇城。永乐营建北京宫殿“规制悉如南京”。其后,弘治朝定宫城为内皇城、外禁垣为外皇城;嘉靖朝宫城改称紫禁城、外禁垣称皇城。清初承袭明制,中期以后皇城东、西、北三门开放,重新呈现以宫城为禁密的制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