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粤澳民船贸易及其影响

民船贸易具有进出口贸易性质,是晚清广东对外贸易有别于其他省份的一个重要特点.民船贸易的兴衰过程,交织着民船与轮船、常关与海关的竞争和冲突,也折射出清末广州、香港、澳门以及北海、江门等口岸贸易此兴彼衰的特点,对清末粤、港澳经济贸易关系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近代以来,中外通商,欧美印度的产品随即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相比之下,日货畅销的局面似乎出现得很晚,一直要到甲午战争之后、乃至20世纪以后日货仿佛才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之下突然间铺天盖地到来,进而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但实际情况并非转变得如此突然,早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以煤炭为代表的一部分日货已经打入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的燃料市场,进而逐渐将其他产地的煤炭挤压至一种微不足道的地位。日本煤炭输华贸易经历的市场竞争活动和采用的营销手段,为日后其他类日本工业品称雄中国市场摸索了经验。此后其他类日货基本上都遵循了煤炭贸易的营销模式,从而在中国市场上开拓出广阔的销路。这种为学界所忽视的现象对若干约定俗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

17世纪上半叶 ,漳州港区与台湾荷兰人贸易是东西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荷兰档案文献记载Hambuan是 30年代海峡两岸贸易最重要的中国商人之一。本文指出台湾学者把Hambuan比定为同安仕绅林亨万的错误 ,利用荷兰资料和他致荷兰台湾长官的十封信函 ,重建一位通晓荷兰语、具有经商技巧和公关能力的明末自由商人的典型个案 ,分析他在海峡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作用。认为把海寇商人、豪绅商人视为明末海商的普通模式 ,抹杀了自由商人存在的事实 ,歪曲了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     

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     

中国与环南海国家(地区)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格局

环南海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品层次,揭示了中国与环南海国家(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格局,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与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合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大陆与环南海国家(地区)的贸易规模不断增大.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出口相似度较高,在世...     

2001—2015年全球健康产业贸易网络特征研究

基于2001—2015年195个国家间健康产业贸易矩阵,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全球健康产业贸易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绿色农产品、保健食品行业和药品行业全球贸易参与性最高,保健康复、健康家居行业区域性较强。②健康产业的出口集中控制在少数国家,而健康产业需求普遍性较高。③全球可以分为欧洲及中东亚、美洲、中东及南亚、亚太地区、东南非洲5个健康产业子群。④欧美在药品、保健品、农产品等行业具有控制优势,中国在保健康复、家居行业居主导地位。⑤欧美国家长期居于贸易核心地位,中、印等亚太国家控制作用显著提升,多元化趋势显现。⑥全球健康产业网络格局是由科技水平与科研投入、健康理念、产业政策等因素综合带动形成的。     

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11--1941．12)

抗战前期,香港起到了中国争取外援和进行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虽自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仍广泛地拓展了与珠江口东西两翼的扇状贸易运输网络,开辟了通过越南与中国内地的曲线贸易,并继续保持着与上海“孤岛”及华北重要通商口岸的联系。作为远东最大的自由转口港,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内,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了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历史大环境的基础上,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中国食品出口贸易地理网络演化

华人网络与文化距离对中国食品行业贸易地理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首先展示中国各省份食品贸易地理网络格局及其演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省份以东亚和北美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中西部省份贸易网络的空间不均衡性较强,且各省份食品出口均有贸易联系强化和目的国多样化特征.其次,构建...     

浅析清朝时期川藏线上的西路边茶

西路边茶贸易是一条沿着松茂古道,以茶马贸易为主要贸易内容,内地与边疆各民族部落间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清朝时期的西路边茶贸易承载着汉藏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发展。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粤海外贸 千年辉煌

正广东省三面临海,拥有数量众多的优质港湾,对外贸易历时两千多年,经久不衰。广东外贸兴起于秦汉,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为海内外商品贸易中心,犀、象齿、翡翠、珠玑等物品交易频繁;初始于魏晋南北朝,各国往来海外贸易进出广州的商船不断增多;繁盛于隋唐,海外贸易全面开放,官方及私人的贸易活动都非常活跃,广州已成为世界著名贸易大港,商贾云集,珠宝香料、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在此处集散,广州外贸收入已与两税收入相当;深度发展于宋朝,政府将发展外贸作为基本国策,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演变于元代,     

独家解密——追杀“陈冠希”粤港娱圈百年追杀内幕：“江湖追杀令”围剿陈冠希

陈冠希被神秘人士“追杀”,直杀得他宣布退出香港娱乐圈。其实,“艳照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香港娱乐圈,一直有各种势力介入。而再往前追溯,早在民国初年,广州、香港和上海等地就发生过多起针对艺人的“追杀事件”,其情况更为复杂,程度更为猛烈……     

清初泉州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先到者反而受排挤

早期以台湾为基地,活跃于远东及大陆东南沿海的客家人,当时华商的一部分,他们从事的主要是海上贸易,所以,这个时候,台湾除开若干商埠作为基地之外,既便是在荷兰殖民者手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垦殖。     

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1872—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埠际贸易为主,转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之前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麝香为主,后以五倍子为主。近代中药材贸易增长趋势明显,汉口的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以中药材名目为基础,从市场腹地、贸易路线以及与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发,对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体系分类考察发现,1872—1919年虽然有变动,但自清以来汉口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近代汉口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中药材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近代发达的国内市场贸易联动体系。     

从陶瓷考古看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自20世纪初即在国内展开。而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的探讨,也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不断丰富的背景下逐渐深入。那么,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西洋诸国间是否真的存在着繁盛且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在对私人海上贸易严厉禁断的情况下,仅存的以国家关系为前提的朝贡贸易及在郑和船队主持下的民间贸易,究竟是海上贸易的巨大拓展还是萎缩本文即在这样的疑问下,尝试通过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人员配置、航行规模以及主要活动的文献记载等,结合考古材料的发现,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进行再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