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

以扮演马派海瑞而著名的北京京剧院须生安云武最近在电话里告诉我：“去年是批判吴晗先生《海瑞罢官》40周年,今年又是‘文革’浩劫40年,吴先生遇害38周年;也是我的恩师马连良先生‘文革’中因扮演海瑞,被江青多次点名,而横遭迫害致死40周年,您不写点什么？”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一部分读者不同的意见：“‘文革’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你们为什么抓住‘文革’的错误不放!?总喜欢在我们自己的创口上撒盐巴!?这不大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赞成我国一位领导人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过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错误,更要记取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我们认为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非常正确的、语重心长的、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我们希望那些有不同意见的读者看了这篇令人心痛的文章后,能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令人痛心的“文革”或改头换面的“文革”今后绝不可以在我国再出现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郑重地发表这篇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章的原因：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国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     

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

巴金老人生前呼吁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废止“文革”中“大批判”的遗风

‘‘文革’’中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煌煌然写入宪法。然而,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的人们都知道,说是“大民主”,其实与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因此,“文革”后拨乱反正,决议废除“四大”,将它们从宪法,也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文革中的荒唐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从《牛棚杂忆》引起的强烈反应说起

“我这个小字辈,在‘文革’中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也是‘现行反革命’,还是‘苏修特务’、‘三反分子’。蹲牛棚两年,在干校五年,挨批斗百余场。”“你的别的著作我不敢说能不能传世。而这本《牛棚杂忆》,我想一定会传之于后世,而且应当传世！让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从你这本书里多少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当今依然有人企图让我们淡忘,叫我们忘记！这也就是你在《牛棚杂忆》里一再告诫我们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以上摘自广州一位读者给《牛棚杂忆》的作者季老的一封信。季羡林先生的这本新著,问世不过数月…     

“文革”中我阻止了一起杀人事件

1967年到1969年,湖南零陵地区（今永州）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趁‘文革’之机,专无产阶级的政,革贫下中农的命,要杀掉一批党员”为理由,在全县制造了大舰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1967年9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队里有几个造反派找上门来,神神秘秘地蒯有件关于“抓革命”的事和我商量。当时“炮打”司令部硝烟滚滚,大队党支部属于“炮打”的范围,算下来还是九级司令部,而我是支部书记。但我自己清楚,他们暂时还打不倒我,还要安排我“促生产”。     

服务社会“静”变“活”贴近百姓“冷”转“热”

近年来．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以“传承文化基因,接续成都文脉”为己任,适应传播方式多手段、多渠道转变,不断创新方式,积极做好地方志宣传工作,努力实现“服务现实社会．让‘死’志‘活’起来;走进千家万户,让‘冷’志‘热’起来”的目标。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跟风整人的懊悔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读《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他却严格地区分祖国与‘文革’。他爱祖国,他恨‘文革’,不是祖国遗弃了她的儿子,而是‘文革’迫使《思乡曲》的作者流落异国他乡。”这是《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以下简称《马传》)所记述的一段话。他,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代颇负盛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     

与《方志编辑缺什么》作者商榷

《广西地方志》2 0 0 3年第四期刊载《方志编辑缺什么》 ,文中记录整理了 2 0多个方志编辑的志稿错误 ,笔者读后受益匪浅 ,同时也觉得有个别地方值得商榷。“缺少标准化意识”的第 8条 ,原文为 :“8 志稿中写‘出席了中共山东省第七次党代会’ ,后来据查 ,是‘第七届’党代会。党代会一般称第几届 ,在本届代表大会开过之后 ,当选的委员开会时 ,称第几届第几次会议 ,如中共十六届一次会议 ,如果写‘出席了某次党代会’就讲不通了 ,写‘×××为某次党代会代表’也不通 ,一般为某届党代会代表”。笔者认为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累计排列叫“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