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它是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中国货币的真正统一;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经济作用巨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和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4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采用法币、统制外汇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着如下观点,即把币制改革视作英国同美国争夺中国货币控制权的产物。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确切。就美国而言,同这次币制改革固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币制改革方案,正是美国对中     

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调查,参与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重大财政金融事务。分析李滋罗斯中国之行,有助于我们从经济问题入手来研究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并把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布币制改革公告,宣布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钞票为法币,所有银币、白银限期兑换法币,不再流通,并由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1月5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予以追认。     

李滋罗斯关于华北问题致蒋介石备忘录

1936年6月19日,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离华之前向蒋介石呈交了《关于华北的备忘录》,其中对华北关税、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冀东伪政权处理问题等提出了他的建议,文中对日方关于华北问题的态度也有所介绍,可供研究中日关系之参考。此件译自英国外交档案。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华逗留,参与了谋划币制改革、拟订清理铁路债务的方案、谈判对华贷款的条件等事项,并同国民党当局诸要人会晤,讨论当时以中、英、日关系为主的远东局势。在抵华前和返英之际,李滋罗斯曾两次赴日,会见了日本政府和财界、军界的部分要人。1984年英国政府文书局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20卷,公布了李滋罗斯远东之行的主要档案材料,现从这些材料里选译了一部分,主要是英国外交部、财政部同李滋罗斯、驻日驻华使节之间的往来电函,供有关的研究者参考。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下)

36、柯文致艾登电北平,1936年4月29日以下是李滋罗斯爵士致财政部和商业部的电文。已阅外交部第113号电文和北平第200、201和212号电文。1.在天津,我见到了巴特菲尔德与斯威尔公司、亚洲石油公司、帝国化学公司和其他英国公司的代表。他们抱怨大规模公开走私对他们的经营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这种走私发生在整个冀东,走私者只缴纳正常关税四分之一的费用。长江下游的羊毛、糖和煤油市场正在崩溃中。布匹、染料和杂货正越来超多地涌入。他们听到如下的说法: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们将在塘沽以南采取同样的做法。2.总领事和我于4月28日访晤了即将上任的日本大使川越。他否认日本政府支持走私者,并说日本的公司也在抱怨走私。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降低关税税率,以使走私无利可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中)

26、外交部致贾德干电外交部,1935年12月21日我已和财政大臣讨论了局势。我们同意,目前日本人不大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整个局势如此动荡不定,我们仍然认为,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时间。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不赞成突然结束李滋罗斯爵士的使命。我们仍然希望耐心等待日本人态度的改善,李滋罗斯爵士以后对日本的访问能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李滋罗斯爵士可以促进解决预算改革、中央银行改革和清理铁路债务等问题,使英国能获得铁路器材的订货,挫败莫奈的计划。     

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内情

山穷水尽,蒋介石起用王云五1948年,蒋介石集团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也面临崩溃的边缘,只能靠滥发纸币来维持,法币已经彻底崩溃。在此山穷水尽之际,继孔祥熙、宋子文、贝祖淞、张公权后,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人物——王云五。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人。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各种辞典、丛书、文库的编撰。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在“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上了“总统”。5月,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调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实现了对国内流通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管理。     

王莽的币制改革

王莽的币制改革和他执政后的土地改革、奴婢改革、官制改革、民族改革一样都是充满奇迹般的大胆尝试。王莽是把“子母相权”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曾四次改革币制 ,从每次币改内容看 :样式翻新 ,形态奇妙 ,币容繁多 ,变化异常 ,真可谓五花八门 ,绚丽多姿。这也能看出他进行币制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他试图通过多次变换币制来寻找出路 ,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汉王朝。王莽的第一次币制改革于居摄二年 (公元 7年 )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为依据 ,兴大钱 ,创“一刀平五千”、“刀五百”替代刀币 ,制“大泉五十”补于“五铢”。此时以“大泉五十…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进行法币改革。改革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标志着中国货币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的转变,消除了通货紧缩,提高了法币的国际信誉,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换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实行的政策,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应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

统一币制的问题,是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课题。辛亥革命以前,币制改革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的日程上,辛亥革命以后,政治的变革激起了人民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币制改革的问题被     

重评一九三五年的“币制改革”

对一九三五年的“币制改革”(俗称法币政策),解放以来国内学术界持全盘否定意见的居多,谓其根本动机是搜刮民脂民膏,意欲无限制通货膨胀,是典型的殖民地货币制度等等。如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伪法币制度的实施,却道道地地的成为     

国民党币制改革泄密真相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于8月19日抛出币制改革方案. 8月20日,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币制改革早有准备,只是未透风声罢了.可就这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副题为“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黄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的消息.消息使各界沸腾,纷纷打电话询问19日上午抵沪抛售3000万股永纱股票获利四五千亿元的“隐名人”是谁?可结果一无所获.     

张之洞币制改革的推行措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政外交一片混乱,而作为一国财政之基的币制问题也日益暴露,愈演愈烈,出现铸币原料匮乏,币值不稳和币制混乱等一系列恶性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张之洞顺应晚清变革的潮流,先后推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主要有采用机器铸造制钱,试铸银元、铜元,发行纸币,订立银本位制,统一国币等。为了保证这些货币政策的顺利进行,他实施了一些相应的推行措施:1.原料上保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铸币原料既是整个币制改革的起点,又是其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首先,张之洞对于铸币原料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在《试铸银元片…     

国民党政府的四次币制改革

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22年间,共进行了4次币制改革,由于这些币制改革违反了商品经济规律和货币发行规律,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干涉.因此,改革后的币制往往是中外反动势力在经济上相互勾结,共同剥削中国人民的产物.     

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的币制改革,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改革的作用及其影响,近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已有比较客观的评论,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对于币制改革的动因,过去传统说法大都认为是帝国主义直接操纵的结果,而往往忽略(或是迥避)了对国民政府内部作用的分析。诚然,币制改革的实施与帝国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因此而简单地将发动币制改革归结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图     

1948:南京政府币制改革内情

１９４８年,南京政府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也面临崩溃的边缘,只能靠滥发纸币来维持,法币已经彻底崩溃。在此山穷水尽之际,继孔祥熙、宋子文、贝祖淞、张公权后,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王云五。王云五（１８８８－１９７９）,广东中山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各种辞典、丛书、文库的编撰。抗战胜利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在“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上了总统。５月,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调俞鸿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