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国学热",这一潮流不仅反映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实践性缺乏和认同度不高的问题,也必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利弊两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大众化、超越性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启示。     

提高国人素质,刻不容缓

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被遗忘,导致国民内心迷惘;解决问题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从未间断,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自古以来,中国人注重修身养性,对个人道德、社会公德十分看重,"礼仪之邦"的美名也传遍世界。但近些年,国内外不断出现的负面事件,反映出一些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出现了大的滑坡。他们素质不高,在公共场合的不雅行为屡教不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1949年后胡适形象演变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胡适绕不过去。这不仅是因为胡适对中国社会富有预见性的观察,更是因为他的道德文章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但从1949年至今,大陆出版的各类辞书中的胡适形象却经历了"批判"、"大落"、"修正"、"再起"等几个阶段。     

试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以新桂系的“四大建设”为例释

新桂系的"四大建设"一方面增强了其自身的实力,开启了广西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另一方面亦对社会产生不少负面效应。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新桂系"四大建设"的负面问题,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危机凸现的必然。     

孝文化的现代性思考

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石,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石。由于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孝道的涵盖面已局囿于家庭与亲子之内,人们不再把它作无限制的推衍与延伸。伴随着孝道观念的缺失,必然出现家庭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的不良局面。为此,在当今社会,弘扬传统的孝文化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时代价值。     

东北亚地区国际经济合作的文化地理研究

本文以地域文化观点,历史地论证了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若干相近之点;根据东北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论述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必要与可能;随着地区经济的大规模合作,必然加强其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从而将产生巨大的文化地理效应,并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形成更具地域性的文化圈。     

漫画中的历史(四)——革命的缘起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学者张海鹏先生在梳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沉沦"与"上升"说。他认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社会逐渐"沉沦"下去,这个深渊的"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开始成长和集结,于是辛亥革命爆发,缔造共和;新文     

试论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职生面临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校园环境日益纷繁复杂,必然会对中职生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当他们在学习、生活及社会适应等方面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正确认识当前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深入思考相应的对策对于做好中     

中国古代的形象工程

正中国古代虽然受制于农耕经济下朝廷财力的限制,素来有"官不修衙"的说法,但只要条件稍微允许,好大喜功、热衷兴建"形象工程"的情况也会时常出现。那些耗费巨大社会财富所建成的"工程",在战火等时代潮流的冲刷中往往又毫无生命力,最后都变成了历史长河中的流沙。     

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心理特征分析

社会转型的核心是经济转型,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的转型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必然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我国农村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之各种因素纵横交错;诱发了农民心理潜移默化的转变,这对于当前农村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都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难题,不深化改革不行,深化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出现什么干扰,都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习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述了继续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晚年曾说:"所谓‘社会主义     

包容性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形式

正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过去36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传统城镇化的理念和路径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关系严重失衡,出现了六大困境:一是"三农问题"和农村贫困化有固化趋势;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三是社会排斥导致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造成城镇内部新二元结构;四是城乡资本和土地要素配置不合理,城市反哺农村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五是城镇空间分布     

现代中国的“亡灵”三部曲——唐山、汶川、玉树大地震遇难者的悼念、祭祀与超度问题

对唐山、汶川、玉树三次大地震的遇难者集体"亡灵"的悼念、祭祀与超度问题的梳理,可以展现现代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助于分析"亡灵"作为生者记忆遇难者的装置所具有的意义,以及民俗学研究"亡灵"相关课题的必要性。集体遇难者的"亡灵"无法仅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予以对应,而是需要国家和社会层面予以抚慰;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行政和社会舆论也总是会遭遇到各种形态的"亡灵"问题。     

略论淮海区抗币在区域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正>1931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国土地,他们不满足于侵占着中国的东北三省,妄想扩大土地,掠夺更多资源。1937年7月7日,日寇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他们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狂叫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下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对南京人民进行了长达6周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被枪杀和活埋的中国军民达30多万人,中国人民面临巨大的灾难,隐藏着巨大的亡国危机。为了拯救民族、拯救国家,     

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变革引起了争议,这一事件本身需要进行史实的重建.中学国文教育是双方的共同关注点,考试中的"对对子"的确为出题者陈寅恪所侧重,期借此防止国语不国和传统不传,并希望以大学入学考试的创新来促动中学国文教育的改变;但反击的"社会"舆论却强调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应与中学国文教育的现状保持一致,并不断诉诸"国家"的权威.正是"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以及对"国家机关"职责的强调,迫使后者做出了让步;而"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又并非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反而是在代"国家"立言,要求后者维护"中国教育行政的统一".     

“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O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市场为纽带的生产联系、产品交换日益加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出任何个人、家庭和个体生产单位的“社会”问题日益凸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不再是任何局部变革的问题,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全面改造和社会转型,成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社会改造”思潮蓬勃兴起。社会思潮的转变必然导致学术思潮的呼应,在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以社会改造问题为研究中心,历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表述、价值功能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以下,我们准备从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慈善义演参与主体与中国近代都市文化

正义演,主要因其组织者不取收益,表演者不取或仅取少量报酬而得名,多数义演是为募捐而举办。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是在晚清灾荒救助背景下兴起的一种社会事象,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一般多在大都市出现。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是时下学界所认为的"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眼光向下、关注"中等人物"为其突出特点。据史料所见,近代慈善义演内涵丰富,多有社会名流现身。组织者有慈善团体、教育机构、票友会社、商会公会等;捐助者有喜爱娱乐的自愿购票者,也有被团体     

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明清两代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使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官员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认定"无讼"并非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行为的普遍化。     

维吾尔族的伊斯兰信仰与民族认同

维吾尔族作为在当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必然要受到主体民族汉族的影响,同时作为穆斯林,本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也将受到影响,必然会形成意识强化自己与汉族的不同,以及与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差异,并会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一些象征符号,比如语言文字、社会文化习俗、共同的历史记忆等,来表明他们的维吾尔族身份,并将伊斯兰教的某些文化进行适当调试,史伊斯兰教信仰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维吾尔族特点。     

战国货币经济简论

<正>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前221年),我国奴隶社会的"封建"格子线和"井田"线被冲破,实现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伟大变革。这一巨变,始于春秋,成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战国时期货币经济(注:本文的战国"货币经济"为中国传统货币史学提法。当今经济学为西方经济学,称封建社会时期为"商品经济")的确立,不但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也成为战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之一。故而战国的货币经济在我国货币经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