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知:课程的灵魂

教育要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德性之知是成就人格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德性之知应理解为知识德性、德性知识和德性智慧。重提德性之知和重返人的本真生活是教育的返魅,作为教育的具体体现——课程,应该把德性之知摆在应有的位置,课程内容上突出德性之知,教学过程上突出入的体验。     

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多为转述或评价,尤其在国内,基本上是翻译其著作,转述其思想,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借鉴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较少。本文在研究梳理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的一些道德问题,分析其德性思想对我国德性建设的意义,讨论当下中国应该如何重建德性问题。     

德性伦理的失落及其追问

德性伦理衰落的原因主要包括理论自身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前者包括理论的循环论证和相对主义困境;后者包括基督教伦理的变异,理论的目标群体的狭隘,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背逆。     

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考察——以柏拉图前期对话篇为线索

"德性即知识"是苏格拉底著名的命题,这个命题对西方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而且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本文以柏拉图初期对话篇为线索,对德性即知识命题中知识的内涵以及命题的意义进行具体的考察,认为德性即知识的真意就是一种谦逊的自知其无知,并向真知不断接近的道德努力。     

制度约束与德性激励——建构公共行政伦理的两重维度

公共行政伦理的建构是基于人性假设的,解读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困境必须分析公共行政人员人性中“经济人”与“公共人”的双重特性。由此,可以引伸出建构公共行政伦理的两重维度:制度约束与德性激励。制度约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伦理规制,是防止人性的向下堕落,是抑“恶”;德性激励是对“公共人”假设的理性张扬,是实现人性的向上提升,是扬“善”。     

合于德性的幸福——有感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幸福理论

万物都是向善的,以善为目的的。至善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与合德性的实现活动。     

建构公共行政伦理的路径分析

制度约束与德性激励是建构公共行政伦理的两种路径,国外学者称为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这两种路径的建构必须以对政府组织和公共行政职业的特质分析为背景,制度约束是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性特质;德性激励是基于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的建立。在目前公共行政伦理的建设中,制度约束是最重要的,德性激励是其追求的目的。     

“德性”：个体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伦理审视——基于对麦金太尔社群主义思想的一种理解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作为主体的个体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同时又需要个体作为客体相互尊重、共同分配和享有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社群主义的“德性”教育思想为和谐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开辟了一种重要视域,他们在修正“自由主义”思想过程中,提出重新倡导个体生存的集体的和社群的价值意义,并试图把“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德”成为导引人们实践的内在力量,不但成为个体成就人生的内在力量,也成为组成个体融入社会的一种和谐的内在力量。     

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余英时反对用"反满"和"反理学"来概括清代学术思想,主张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同时,余英时也不赞同钱穆只关注其"续"而忽视其"变"的"续宋"说.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之间就其"变"的一面来说,在于成就"内圣"的途径有异:前者主"尊德性",后者主"道问学";就其"不变(续)"的一面说,则是"用"的精神在宋明与清代的绵延相续.清儒的"明道救世"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宋明儒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共同生命所在,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     

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由观——以德性政治为视角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自由观被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史家一并纳入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宏大体系中。然而,十四五世纪人文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没有局限在共和主义的框架内,"德性"这个充满伦理色彩的概念才是布鲁尼、帕特里齐、斯卡拉等人文主义者权衡自由的准绳,他们以"德性"为中心展开的政治思考可称为"德性政治"。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自由说到底是对德性的嘉奖,在政体争辩的背后,上层统治集团是否具备德性才是关键所在。德性政治一方面决定了自上而下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由内而外扩张征服的合法性。我们一则需要肯定人文主义者崇德、重德、立德之说不失为改善社会风气的一种策略;再则必须警惕在德性名义下的精英主义与帝国主义。     

如何获得幸福——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思考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常用常新的话题,古今中外,几乎每个思想家都论述过幸福,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的一位对幸福问题洞察全面而深刻的哲学家。他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通过批判地吸取柏拉图等前期思想家有关幸福论述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以至善为起点,通过德性的完满实现来获得幸福,从而将德性幸福论完善并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通过研读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从中可以探寻当今社会人们如何获得幸福的真谛。     

刍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道德支撑

道德是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与完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还尚未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主要问题表现在传统共同体的破裂、道德信仰的缺失、"德性"与"幸福"的不一致等;需要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与市场经济道德要求很好地融合起来,引入儒家的德性伦理、转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教育模式、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强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儒家德性思想的血缘根基

儒家德性思想的血缘根基葛晨虹众所周知,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起点,血缘氏族的彻底解体与历史性地保存,使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文明之路。而这一历史性的分界,终使＂血缘关系＂成为了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固有的这一同步于历史的逻辑起点,造就了...     

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幸福观比较——兼论当代生活幸福的道德指数

在人类思想史上,幸福问题是一个＂永恒问题＂,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对究竟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都进行过思考,提出过自己的见解。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幸福观比较,从伦理学与道德哲学视域下,提出道德是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从＂幸福指数＂的现代释义误区,影响幸福生活的关键要素,以及如何追求道德指数的提升等三个方面来谈如何过有德性的幸福生活。     

袁德性将军与流浪难童

我所写的这篇回忆文章,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湘西万山丛中苗族地区,一位皖籍国民党抗日将军与近200名流浪难童的故事。笔者就是难童中的一员。     

希腊神话语境中的"正义"

希腊神话内容异常丰富 ,在神话语境中蕴育了自然主义的忒弥斯正义和人为约定的狄刻正义两种话语体系 ,产生了最早的希腊“正义”思想。这种正义成为古代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启了西方自然正义和契约正义的先河 ,成为德性伦理学的滥觞     

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

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     

“道始于虚霩”与《淮南子》道论的学术转向

《淮南子》道论突破了先秦虚化的道体,赋予了具象的意义。由“道始生虚霩”到“道始于虚霩”的一字之变,可体察《淮南子》道论的学术转向。从道与器关系看,道散万千,而其皆着道性;从道与人的关系看,德性成为道的表现形态,也是达道的具体路径。通过透视真人、至人与圣人之道的显著差异,在看似醉心真人、至人理想境界的表象背后,实则属意重治世操作的圣人实践之道。还原秦汉之际的学术语境,重回历史现场,分析刘安的矛盾心态,可提示刘安编撰《淮南子》“务于治”的道论基点。     

鼠标下的大学生德性——大学生网络道德初探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大学生们享用到了计算机信息与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也引发了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等负面问题。对此,要采取措施加强对网络主体行为的监管和规范,全方位、多渠道构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诚”与“思辨”:德性的载体,天人相通的途径

"中庸"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谈到所说的"致中和",我们首先要探讨"诚"及其与"中庸"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这句话中提到了一个"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