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江心力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史料实证素养的教学策略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通过某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1]此次高中新课标修订,凝练出了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傅斯年先生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实证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途径,是历史学的重要方法。针对这一趋势采取怎样的教学策略才能提升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呢?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一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

傅斯年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今天还聚集在他的故乡山东聊城来纪念他,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他确实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纪念学术思想领域的前辈历史人物,我想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对他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使他和现实相联接,使后人学习和继承他的成就,并从对他的局限的分析中获得教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很有影响并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学术领域也曾提出过多种见解,其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自然是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主张。     

论20世纪科技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

20世纪的科技发展,更新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提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史学方法论;开辟厂新的史学信息来源,增加了新的史料类型;改善了研究手段,繁荣了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整体性的进步,不仅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提升了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

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

科学史学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本文认为它的崛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大规模引进有关。体现着历史学由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进化论史学向作为特殊的认识工具的科学史学的转变。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关于史料学的思路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涵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     

求真抑或求用?——傅斯年与雷海宗史学功用论之比较研究

傅斯年和雷海宗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史学家。傅氏是史料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史宗旨是求真;雷氏是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治史强调经世济国,主张求用。二人持着完全相反的史学功用论。考察二者史学功用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探讨两者的史学思想、史学求真与求用之间的关系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有典范意义的,所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意味深长的。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历史学并非一门枯燥的、孤立的学科,必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又提倡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提倡一种"可用的历史"。鲁滨逊所开创的美国新史学派风靡全美,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大数据时代史学的多元发展趋势

<正>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的发展,21世纪已经迈进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兴起,使得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历史学也不例外。在大数据的时代,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历史学的史料样态、研究客体与主体、研究方法、史学传播形态等的多元化态势。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王戎笙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     

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抗战前的20年,是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史学系的课程,由最初以中国史为主,逐步向世界史扩张,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就课程变革所体现的精神而言,20世纪20年代主要受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常识”教育,强调史学基本知识,特别是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灌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则受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精神不同,故成效亦有较大差别。20世纪2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则造就出一大批史学家,从而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辨证

何炳松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上均有很大不同,由此得出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推理的学问,历史学不必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历史认识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他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都旨在求真,历史学为了求得历史真相,必须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科学的考订和分析,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编撰,这又是一种实证史学的方法论。因此,简单将他定位为中国现代相对主义史学家是片面的。     

傅斯年与新史学派

傅斯年是我国近现代时期涌现出来的史学大师之一,对我国史学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多名师大家均认为其史学思想受乾嘉学派、兰克史学等影响,却很少论及其与新史学派的关系。本文试从中外新史学派的兴起、新史学派对傅斯年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傅斯年与新史学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