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政毁了大明王朝?

正大明王朝的衰败是从明神宗朱翊钧开始的,而朱翊钧的堕落却是从懒政开始的。其实,朱翊钧并不是一个笨皇帝。他10岁登基,在位48年,取得了"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于1573年至1620年间,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     

明亡于神宗辨

明亡后,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今人具体论证,一说万历十五年为明亡之始,一说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为明亡的“关键时期”。本文详论神宗“播乱机”,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陷入全面危机,但未必亡国。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２４年补救机会,以举措失当而成溃烂之势。故明之亡,天启、崇祯不能辞其咎     

梵净山文化专辑——神奇梵净山

梵净山在明朝中叶即以西南佛教名山而称。万历年间,香火鼎盛,山中寺庙达五十余所,来自本省各地和川湘赣诸省的香客络绎成线。现存碑形容当时盛况说：“仙洞灵台,咸棋布而胪列;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近二十年间,梵净山更是名播海内外,     

治史论人不宜褒贬失度

近读书报,看了两篇事涉朱明王朝万历年间位极人臣的首辅张居正的文章。一褒一贬,均感偏颇,似有一辨之必要。王世华同志《张居正教子》的读史札记(载上海《文汇报》“学林”第194号,     

明“万历通宝”普品钱的版别分类

明朝万历初年,由于自明初以来为强制推行不足值的宝钞纸币,绝大多数钱局已多年停铸;作为民间流通主要货币的铜钱日渐稀少,已不敷应用,钱价上涨一倍,嘉靖金背钱四至五文即可直银一分。万历四年(1576年)帝令户、工二部按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随后又令广开铸局,以解钱荒,题准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开局铸钱。随着铸局的广开,中央政府对各地钱局约束力的减小,各地王府纷纷铸钱,钱币的质量逐年下降;私铸现象时有发生,以南方诸省为甚。由于万历钱的铸期较长,在明代铸钱的诸朝中铸量相对也较大,所以至今比较常见。“万历通宝”钱的版别品种较繁,…     

郑和在南京的官署——内守备厅与内官监

明朝建国之初定都南京,时封建王朝的五府、六部等国家政治机构齐集南京,但仅仅五十多年后,随着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又一次从首都的地位上滑落下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明王朝的留都,成为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诚如《万历应天府志》殷迈序称,明成祖“虽移都北平,而二京并建,比于丰、镐,其重如此。”是以迁都之初,明王朝皆以太子坐镇南京,如永乐后期太子朱高炽、洪熙年间时太子朱瞻基,皆是。在留都,明王朝仍然保留了五府、六部等军政机构,设有南京守备,官绅众多。     

张居正的考成法

明朝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曾一度改变了明中叶长期沉闷、黑暗的局面,给日趋腐朽、危机四伏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微光。历代史家将此归功于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张廷玉的《明史》说:张居正“为考成法以责吏治”,“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严。”夏燮的《明通鉴》说:万历元年张居正“立章奏行考成法”,“自是政体为肃。”《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考谷应泰也承认:张居正执政“严考成,核名实”,“一时治绩炳然。”既然考成法如此重要,那么,考成法又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它在张居正执政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本文作一粗简探索。     

《明史》辨误一则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织造条载 :“自万历中 ,频数派造 ,岁至十五万匹 ,相沿日久 ,遂以为常。”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出注 :“岁至十五万匹 ,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五年六月申时行题奏 ,则作十二万匹。”黄云眉《明史考证》谓 :“惟云岁至十五万匹 ,岁至字不妥 ,以十五万匹 ,非一岁所完之数也。”一年加派 1 5万匹 ,黄云眉已看出问题 ,视为表述不妥。惟论者不察 ,如彭泽益、吴承明、徐新吾、蒋兆成 ,以及《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等 ,均视《明史》所言为实 ,主张万历中丝织品加派每年多达 1 5万匹。加派 1 5万匹之说 ,仅见于《神…     

克拉克瓷刍议

“克拉克(Kraak)是荷兰人对当时葡萄牙的货船的称呼,至于从Kraak上缴获的瓷器,荷兰人称为Kraak瓷器”①。因为这些葡萄牙商船所运载的瓷器是中国明代万历时期生产的青花瓷,所以“克拉克瓷从广义解释是泛指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出口瓷器”②。今天的克拉克瓷,一般特指明代万历时期生产的一种中心饰花卉、禽鸟及动物等主题纹饰,四周饰一般为8个或6个扇形开光,开光内绘杂宝等图案的青花瓷(见图)。日本学者则把这种装饰的青花瓷定名为“芙蓉手”,以其形似一朵盛开的芙蓉花而得名。目前一般认为克拉克瓷是应欧洲一些国家的需要,明代万历…     

神奇梵净山

梵净山在明朝中叶即以西南佛教名山而著称。万历年间,香火鼎盛,山中寺庙达五十余所,来自本省各地和川湘赣诸省的香客络绎成线。现存碑文形容当时盛况说:“仙洞灵台,咸棋布而胪列;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近二十年间,梵净山更是名播海内外,中外慕名来游者与日俱增。许多学者、专家、艺术家为梵净山留下大量观感文字。著名学者启功先生诗曰:“梵呗传三界,潮音净六根;众山眼底小,南国此峰尊。”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先生题词说:“集五岳之奇险幽秀而大气磅礴则…     

试析明代邸报与言官政治——以李三才人阁风波为例

万历年间,内阁缺员,群臣围绕推举李三才人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此事写信给朝中重臣表示支持李三才,之后信件内容通过邸报递送京城各大衙门,引起激烈反响,反对者认为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李三才为平息纷争最终引咎自去。这次风波因为有了邸报的参与,也成为一场“舆论战”。而明代邸报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当时完善的言官制度影响下较为透明的舆论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明代嘉、隆、万朝局研究述评

正本文所说的"朝局"即朝廷局势,主要关注点在中央。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朝局之中,皇帝、内阁宰辅及其主持的一系列改革活动等,都对当时政局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影响了以后明王朝的发展。在已有的研究中,涉及嘉、隆、万朝局研究的论著非常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局变化、内阁权力的争夺、内阁制度的发展、重要人物的评价、重要改革,以及影响政局的重大事件,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万历年间的"争国本"和明末"三案",等等。     

声音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道     

明季寓居澳门的日本基督徒及广东政府的管治与防范

万历年间,由于澳门葡萄牙人大量地蓄养倭奴,耶稣会以澳门为基地大批地培养日本基督徒及日本禁教后大批基督徒到澳门避难等原因,澳门聚居着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在此期间,澳门爆发了一系列与居澳日本人相关的冲突事件,引起了广东政府的警惕,并在澳门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驱倭”运动。为了加强对澳门葡人的防范与管理,广东政府在“驱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将澳门葡人纳入到明王朝的有序管理之中。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董其昌行书小园赋卷

一．董其昌在书学史上的地位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自,别署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福壬时,谥“文敏”,后世亦称董文敏。     

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

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魏光奇自清末至２０年代,全国各地许多（州）县陆续成立了一批名目不同的局、所,在教育、警察、实业和财务等四个方面履行行政职能。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将这些局、所统一改建为教育局、公安局、实业局和财务局,当时人称...     

徐渭书画辨伪——诗稿手卷与伪作

徐渭(1521-1593年)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六岁入小学,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十岁“能识文义,且能措词……”《徐渭集》二十岁时考取秀才,但在此后连续八次的乡试中均名落孙山。青年时期的徐渭兴趣广泛,于诗、文、书、画、戏曲等无所不通。徐渭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陶望龄《徐文长传》)但其书画的艺术价值,当时尚不能广为人知,故其晚境苍凉,甚至依靠出卖诗文书画都难足温饱,最终在万历二十一年穷困潦倒而死。徐渭死后不久,就被当时的文坛巨子袁宏道发现并竭力宣扬,“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又言他的诗文“一扫近代芜     

徐渭《行书七律诗》轴

诗、文、书、画,古已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向来者多论书画同源、诗情画意者,而少有论及诗与书者。徐渭(1521—1593年),是明末嘉靖至万历间的艺坛才子,诗文、戏曲、书画都有相当的造诣,并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一件书法典型之作——《行书七律诗》正有助于我们认识诗、书间的关系。     

太原双塔寺建筑方位考

太原永祚寺,原名永明寺,因寺内有双塔,俗称双塔寺。该寺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位于距古太原城4公里许的东南隅,坐南向北。寺内双塔巍峨俊秀,苍劲挺拔,前人誉为“晋阳奇观”。 据万历《山西通志》记载:“晋阳城重山遮障,开此平衍真一大形胜也。独龙稍不足,文明不开;虎稍强,故其民挚悍,而世家亦少。近有筑浮屠者,亦大有见。”本志《傅应期先生传》中记载:“郡地形左痹不胜右,缙绅学士建永明寺、宣文塔于东山,以辅不足,推公(傅霖)首事。”万历《太原府志》也载:“起自堪舆家言,谓塔在巽峰则文运胜。”由此可知,万历年间以傅霖为首的缙绅学士为“兴文运”,补辅郡地形之不足,而创建永明寺和宣文塔。其确切的创建时日据旧塔铁质塔刹铭文记载为“万历岁次己亥仲夏”(万历二十七年)。 据乾隆《太原府志》、道光《阳曲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六年五台山高僧、护国禅师福登法师以永祚寺旧塔微侧,更建新塔于旧塔与寺院之间。到清代又在两塔之间建过殿,在旧塔之前建后殿。据梁思成教授三十年     

董村元代戏台与元杂剧

山西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早在汉代,山西就出现了戏曲萌芽;北宋年间,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影戏、歌舞戏、百戏、技艺戏等各种土戏,这些土戏在当时已是中国戏曲的雏形;到了元代,戏曲艺术日趋鼎盛,山西省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