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横塘”与苏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打造"苏州样板",把苏州段建设成为"最精彩的一段",关键在于用好用活文化资源和历史遗存。文章从文化角度对蕴含千年文化意蕴、与运河相伴相生的古镇横塘进行解析,认为横塘在地理位置上具备了作为运河文化带景观圈节点的外在条件;在众多诗文中的横塘,拥有不同的意象,也为打造横塘景区提供了文脉基础。文章在介绍与解析的基础上,提出打造"诗意横塘"的概念,并由此提出了基于历史史实、具有操作性的五条路径。     

宿迁特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谋划刍议

宿迁市是江苏省唯一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城市,针对大运河宿迁段的文化内涵,文章提出宿迁段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破题的四点设想:围绕水工文化,建设水利遗址大公园;围绕漕运文化,开辟大运河体验旅游线;围绕安澜文化,打造祈福博爱新高地;围绕戏曲文化,提升非遗资源附加值。     

大运河扬州段沉浸式文旅研究——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例

本文首先阐述具身认知与沉浸式体验的概念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次深入分析大运河扬州段沉浸式文旅的实践,最后提出大运河扬州段沉浸式文旅的优化路径,即鲜明化主题,突显城市特色;人本化交互,增进主客互动;多元化特征,丰富体验内涵,希望能够帮助大运河扬州段的沉浸式文旅升级与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红色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红色文化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价值指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江苏省宿迁市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见证地之一,这片热土上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本文将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的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并针对性提出有效开发和保护这些红色历史遗迹、传承其革命精神的策略。     

基于文化线路视野的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安徽段隋唐大运河为例

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完全具备文化线路的基本要素,对于它的保护应建立在对其性质、价值和特点进行充分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大运河在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和繁荣的程度不同,大运河的建设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被视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可以被认为是大运河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也可被视为是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被认为是中国大运河实现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安徽段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必须先开展资源调查,弄清家底,然后进行科学研究,并从整体上编制保护规划,努力延续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原真性。同时,运河遗产保护还需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做好展示和阐释,鼓励沿线社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等。     

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以从化温泉为例

最近三十年出现的地名研究的批判性转向,使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成为地名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的研究,对我国地名变迁的政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一个地方的命名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的演变中拥有了令人瞩目的"符号资本"价值,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从化温泉"的政治符号意义,使其成为国家尺度的地方范畴。而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地名转移使用赋予"从化温泉"以新的地方意义。在这场围绕地名的争夺中,地方社区与地名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大运河山东段为例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并非对遗产保护的“盖棺定论”,而是向大运河保护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从作为遗产的大运河层面来讲，也对其保护、传承和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重大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领域的创新性实践。大运河山东段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后“申遗”时代的大运河山东段，亟待按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标准及要求，以更高层次的“国家性”保护、传承和利用，打造“鲁风运河”文化品牌，努力使其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山东典范”和“示范样本”。     

运河流域非遗策展与运营探索——以"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为例

运河流域非遗项目众多,生存发展业态多样,展示传播方式多元.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展览策划上,选择与运河相关、有区域特色的非遗项目,以突出空间、过程、人的非遗属性为基调,以过程性静态展示和轮换式动态展演的方式提升观众的参与互动性,力求打造主线清晰、时空拓展、灵动多变的非遗展.基于非遗展的"活态"特性,提出以策划组织活态区的展示、展演和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展览运营"的概念,以持续的人力和财力为保障,统筹利用其他展厅、公共空间,以期与社会教育、文创研发等进行多维度碰撞,用文旅融合的视角探索非遗传播与传承的新思路.     

突出普遍价值评估与遗产构成分析方法研究——以大运河为例

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为了能够更好地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准确认识和阐释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构成.通过对国外和国内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对比我国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价值评估与阐释,结合大运河申遗研究,探索和完善了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评估与分析方法.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的确定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和核心的工作,本文介绍的分析评估方法可为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分析提供一种参考.     

非物质文化与地方文化建设——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例

作为南京城市文化代名词的六朝文化,实质是一种非物质精神文化。地方政府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应该把握非物质精神文化的特点,发挥文化想象,将六朝精神文化有机地结合到城市文化建设中去,通过媒体、教育等精神文化部门,将主要存于文学、艺术以及历史文献中的六朝精神文化整合到地方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使六朝精神文化成为具有再生意义和实践功能的动力源。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浅铺研究

浅铺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水利设置与河工组织之一,其主要功能在于疏通运河淤浅,保持运道畅通。历经明清社会之发展,浅铺、浅夫经历了从"铺"到"堡"、由"征发"到"雇募"的过程,这既是漕运制度的革变之需,也是区域社会的应时之变。对区域社会而言,浅铺同时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解决运河淤浅的空间设置,其存在与区域聚落的成长密切相关;另一种是由浅夫组成的"群体"组织,其来源与管理是区域社群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时期伴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和漕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问信仰。它最初形成于山东运河区域,之后迅速向南北传播,其信仰范围覆盖了北方数省,并波及江浙。这一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学界尚缺乏深人的研究。本文搜集正史、类书、方志笔记、碑文、小说中的有关资料,对明清时期广泛存在于中国北方的金龙四大王崇拜现象进行梳理和探析。     

明清复仇评议的文化审视

明清人们对于复仇义举,在新时代背景下有了重新审视和价值发掘.以古证今,借史生论,对复仇主体予以宽纵处理的认同与争议,都体现出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努力.1、对动物复仇的载录和重视;2、对同一复仇事件不约而同的载录或复述,异文众多;3、对前代有定评的复仇事件,进行重新审视评定;4、从社会效果着眼,对弱小伤残者复仇的深切同情;5、对盲目肯定复仇、效法复仇的非议.     

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

"小云南"移民问题是目前社会和学术界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众说纷纭。本文经过梳理部分明清史籍,认为"小云南"就在今天云南祥云县附近,并对"小云南"研究中的其他问题进行分析。     

元明清政府决策与淮河问题的产生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不同族群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奠定了边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汉以后,大陆移民就不断进入海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共同开发海南的过程中也渐渐互化了习俗,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衣着服饰等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汉黎风俗互化起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最终促成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习俗的形成。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明清渭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明清渭河下游泛滥决徙甚于前代。明代渭河“岁溢而善崩”,“率三二十年一徙”。清代更趋混乱,泛滥次数增多,规模增大,湾环不断。而南山支流入渭口泥沙堆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渭河河道。黄河的摆动和倒灌,使渭口伸缩,拦门沙增加,渭河变迁更趋复杂。1996年8月渭河下游出现罕见的大洪水,当是明清乃至近现代渭河变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