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生存的呈现和疗救——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的艳情文学创作

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都体现出对“艳情”这一边缘化言说视角的选择。川端康成以“哀”和“艳”的审关情调把写作视为私人宗教,在虚构和幻想中疗救自我的非常态心理。大江健三郎则以凝重怪异的笔触剥露出社会病态的人格,积极地探究与人类自由健康相关的诸多命题。这种差异和两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以及哲学观念等的不同有关。     

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

长期以来,学界甚少注意盛宣怀在光绪四年办理的河间赈务。实际上,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认识河间赈务与盛宣怀同时期洋务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盛宣怀此时的整个实践活动及其内在脉络。这个例子同时表明,要推进盛宣怀研究,不仅应对其以赈灾事务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给予足够重视,而且应根据这类活动蕴含的社会史脉络,为理解盛宣怀增加新的视角。     

近代常州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与劫难

常州的现代化事业于清朝中后期开始起步,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取得诸多成就。但日军入侵给常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取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毁于一旦。本文作一梳理,以一面镜子折射出日军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并以此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复员绅士与太平天国后常州的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后,一批为官一方的常州绅士先后复员回乡。面对人民流亡,农田荒芜,百废待兴的残破局面,虽然当政者一再强调选任得力官员担当复兴重任,但是复员绅士的政治资历与地缘优势,成为各级政府不得不倚重的地方势力。常州的复员绅士不仅纷纷致力于战后善后,在稍事休养生息后,进而全面主持或参与武进阳湖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文教设施重建;他们还新建了保婴保节局和长年医局,前者以城统乡,借助基层行政系统,实现其慈善事业对武进阳湖所有乡区的覆盖;后者精心设计管理制度,延请名医、定期施诊给药,对于扶助当地弱势群体,维系地域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机构的设置与制度安排,显示出常州复员绅士对于家乡慈善事业的一腔热忱与深谋远虑。复员绅士在太平天国后常州重建中的突出作为与建树,深刻地展示了传统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与活力。     

清末民初传统慈善组织与教会慈善组织之比较——以广州九善堂和两广浸信会为代表

作为清末民初广州民间慈善组织的载体,以两广浸信会为代表的教会慈善机构和以广州九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虽然在创办目的、善款筹集、组织机构及慈善活动方面皆有异同,但从客观上看,两者皆缓解了广州地区的慈善救济工作,有利于清末民初广州社会的发展。     

取舍之间:英国长老会在华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56—1949)

英国长老会在华先后开办大量慈善救济事业,它们明显具有服务教会内部和服务外部社会的双重功能。宣道会的常规拨款和本土教会的慈善捐款一般用于教会本身,而教会面向公众募集的捐款则多用于社会性的慈善救济事业。从运作机制看,长老会的慈善救济事业具有国际化和地方性的特点,并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     

从慈善到公益:伦敦济贫改革与近代慈善救济院制度

16世纪中叶伦敦济贫改革是英国济贫改革的先驱,是政界、知识界与商界合力的结果,其主要成果是五所王室慈善救济院的建立与近代慈善救济院制度的初步形成.伦敦王室慈善救济院以政府主导和差别救济为标志,成为世俗政府化解社会问题、实现社会转型的有效工具.伦敦济贫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地方城市甚至国家层面的济贫改革,为英国济贫制度从宗教慈善向世俗公益的全面转型开辟了道路.     

水与剑:江南文化中的柔性与刚性——以常州文化为例

深入整理与研究江南文化,梳理江南文化的传承体系,把握其内涵特质,才能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推进江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建构新时代的江南文化多做贡献。常州为历史上的中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地区。常州文化中物质文化层面的衣食住行与水关系密切,心态文化层面也有水文化的特色。同时作为江南文化的常州文化也有刚性的一面,历史上多刚直不屈之士。两种文化的融合体现为外柔内刚,亦柔亦刚。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清末农会述论

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对于各地农会的相继建立起到了前驱先行的作用。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同时也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她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     

晚清宫廷氅衣与衬衣异同及工艺

氅衣和衬衣是清宫后妃穿用最为频繁的燕居服饰,故宫的传世藏品中,四季服用的皮、绵、夹、纱等各式均可见。氅衣与衬衣虽然同为便服,但是,形制细节上的区别,使得在穿用上区别明显,笔者就此异同做一比较,并就制作工艺做一释析。一、氅衣与衬衣款式比较同属便服的清代宫廷氅衣与衬衣,实物最早可见于道光朝。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在晚清，晋商颇具特色地栽培茶树、研制茶叶以及将茶叶组织运销，在茶业经济领域创办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还与俄商进行斗争，对我国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 ——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将晚清善士余治置于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但这与余治的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通过考察余治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与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相比,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活动则表现出在民间信仰中强调儒家主导地位的新动向,这与清末民初的救世团体及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关联.对余治劝善思想中这一面向的考察,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儒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

晚清时期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以及“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这两个主要观点之深刻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标志,又是晚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在清末,民众面对瘟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还表现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在中外杂居地居民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但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异,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因素有联系,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为公共卫生观念的确立作了铺垫。     

张之洞与晚清法律教育

晚清国内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严重缺乏,张之洞积极倡导与推行近代法律教育,在新式学堂中开设西方法律课程与专业,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法律,创办与发行报刊介绍西方法律知识。虽然其深厚的儒家文化制约着他不能学习西方法律的民主精神,但其倡导近代法律教育的积极主张与各种实践却促进了晚清法律教育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培养了一批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推动着中国传统法律教育走向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