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一代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

陈作霖是清末民初我国东南地区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史志学家,亦是南京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及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辑存,不仅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地方志书,还填补了一个历史时期金陵文献资料的空白,挖掘与保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南京地方史资料,在史志文献领域成就卓越。     

陈作霖父子与《金陵琐志九种》

《金陵琐志九种》是清末民初南京著名地方文史专家陈作霖、陈诒绂父子共同撰写的有关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乡邦文献,目前已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陈作霖修志实践对当下镇村志编纂的启发

清末民初南京著名史志学家陈作霖,一生致力于搜集乡邦文献,有《金陵通传》《金陵通纪》《金陵琐志五种》等著作传世。其连贯、完整、丰富的资料积累,不仅对清末民初的志书编纂裨益甚大,贡献良多,更为后来的地方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影响深远。《运渎桥道小志》《凤麓小志》等金陵诸种小志,根据地域特色、人文的不同,篇幅、体例等各有不同;以世传记人物的方式,不局限于生卒年排序的罗列方式,还考虑到了社会基层的世族传承、家族特色。当下江苏乃至全国正在编纂名镇名村志,可以借鉴陈作霖的修志实践,巧用匠心,创新发展。除了"惟要于可信",还要注意地域特色的把握,不能千志一面,没了风格和灵性。尤其是名镇名村志中人物传的编写,应敢于打破常规,以还原真实的生活、生产场景为目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记得住乡思、留得下乡愁、听得见乡音、传承下乡俗。     

清末民国间温州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末至民国中期,温州出现了一场对乡邦文献进行整理的文化运动。始自孙诒让著撰《温州经籍志》,孙氏父子刊行《永嘉丛书》;民初冒广生刊成《永嘉诗人词堂丛刻》;民国中期,黄群等又编校刊成《敬乡楼丛书》。三者前后连贯,基本上构成一个整体,共汇刊自唐至宋、元、明、清温州历代名家要著57家、66种、147册,计500多万字,基本上代表了对温州古代典籍文化的一次概括与总结。它前后历时六、七十年,是温州文化史上一场空前大事。引起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注意．研究其产生、过程与做法,进而引出对今日之启示,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乡邦文化视野中的扬雄——以《华阳国志》为中心

郡书写作的兴起,深受汉魏时期地域优劣论的影响。《华阳国志》继承汉魏郡书撰写的传统,通过表彰先贤来标榜蜀地的独特之处。该书《先贤传》通过增删调整《汉书》《法言》等史料,将扬雄塑造成一位“齐圣广渊”的弘道圣人,有关扬雄的负面记载却只字未见。此种做法,体现了乡邦文化建设中方志书写的特点。而作为集蜀地方志之大成的《华阳国志》,其对扬雄的定位,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士人的认识,这意味着扬雄拟经征圣的行为至少在蜀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纳顿节:屯田与戍边者的狂欢

三川土乡自古以来就是一片膏腴相望的富庶之地,清朝诗人吴栻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千家门巷皆铺锦,十里园林尽罩烟”。与此同时,这里积石山雄峻,黄河水临险,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历来与中央朝廷关系密切的土族先民,便“聚则为兵,据险守寨;散则为民,习武务农”,在自己的命运编码中深深地印上了“屯田戍边,精忠报国”八个字。在今天三川土族人的纳顿节上,土族先民那矫健的马上身影还会在我们眼前依稀闪动。     

明中期徽州学者汪循的思想志业与乡邦精神重塑

徽州学者汪循的学思表现,是明中期士人出处行事的典型代表。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之前,汪循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序幕。深植新安理学传统的汪循,受明前期大儒陈白沙、庄昶影响,着重强调儒学的践行特质,给明中期徽州学术带来新活力。以此为出发点,汪循以格君行道的上层经世活动来躬行其政治理念,并重新发掘徽州理学传统中的行动价值,以期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思想新风气。     

南京地方志对发展旅游业的作用

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地方志以其独特的记述方式,代代相沿的承续性,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在这些文化资料中,蕴含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助于推动当前的旅游业的发展,满足人们在游历中观赏、抒情、饮食、购物的需求。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让这些旅游资源发挥作用,由资源变为资本,转变为现实的效益。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     

论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响

发生在80年前的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引起国内外密切关注的历史事件。它们前后相连,南京大屠杀自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城失陷而开始。但它们之间的关系远不止此,而是有着多重的、丰富的内在关联。南京保卫战对于紧随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有着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影响。仔细探讨这种影响,是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新的...     

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1998年在河南安阳县出土了一块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的墓志。作者对墓主鲁潜的身世进行了考释,并据志文对魏武帝陵的方位加以推测。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叶亭四迷与鲁迅的关系考辨

二叶亭四迷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在日本文学史中曾被埋没多年。同样,在中日两国的鲁研界,谈及对鲁迅产生影响的日本作家,二叶亭也不在其列。但是二叶亭在鲁迅留日期间发表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及文论的译文,这成为鲁迅通往俄罗斯文学道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桥粱。在小说创作上,因为中日两国近代社会变革和小说流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二叶亭作为筚路蓝缕者,替鲁迅完成了过渡期的挣扎和探索,使鲁迅在高于历史的平台上起步,一举奠定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陈寅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使几代学人受益,缪钺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通过阅读陈著和信函,可感受到缪钺先生所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影响。     

贾谊史论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史学家和史之一。他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和时代等因素以外,也得益于汉初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史论给予他的启示,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通变观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等思想,都为司马迁撰述历史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养料,启发他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中总结出一系列观察历史盛衰和解决时代课题的智慧,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乾隆皇帝评述

乾隆皇帝自幼便以他杰出的才能,在康熙百余皇孙中脱颖而出,受到重视,登基君临天下,在位期间,勤理国政,颇有作为,锐意创新,加强改革,在“治“武功”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使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但是,他也存在着两大致命弱点,导致晚年错误。两大弱点是“自满”和“专制”。     

周恩来的现代化思想：承继、解难与创新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为中国现代化奠定坚硕基础,他睿智地选择承继,按实际环境及形势,针对时代难题,逐一实现现代化政策,以务实承容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精华而不失自我本质,吸收外来现代化策略创造性地转化为本土现代化策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思想;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互动平衡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关于中国现代化是全盘现代化的思想等,为中国21世纪现代化奠定不可动摇之基础。这些思想对于迈入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前瞻性的现实意义。     

Culture,Information, and Inheritance: New Perspectives on Old Questions

Two books under review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is perspective offers a promising basis for a definition of culture with broad applicability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Lamb and Jablonka stress the complexity of biological transmiss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havioral and symbolic variation to evolutionary biology. Richerson and Boyd present a rigorous model-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 approach reduces cultural phenomena to simple models for methodological purposes. Model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has value for anthropology but cannot replace approaches drawn from social theory and from detailed contextu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