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民族的非民族国家”——近现代瑞士国家的生存、建立与发展

近代以来,瑞士国家的生存、建立与发展过程在整个欧洲大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瑞士地处西欧的中部,由于四周环临强国,其国内三大民族又与周边国家的民族相同,因而其国内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常常与邻国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纠结在一起。但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威胁下,在欧洲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在无数战争阴云和宗教纠纷中,瑞士人求同存异、胼手胝足凝结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稳定、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成功地将瑞士建成为"一个多民族的非民族国家",使瑞士完成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建立起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     

1954～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述论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解放初期继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第二次国内公债。从1954年至1958年连续发行5年,尽管发行规模较小,没有流通性,占国家预算收入比重不大,但它在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提供了部分资金保障。全国各阶级阶层都为公债的顺利发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全国上下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和爱国热忱。     

奋斗在工业战线的薄老

薄一波同志是我最尊敬的老前辈、老领导和良师益友。我最早拜会,与薄老相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我刚调进薄老作为领导成员之一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是当时新提的一个最年轻的副处长。以后我在国家科委、国家机械委、国家经委、航空航天部以至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每一个阶段,一直都在他直接或间接领导、关怀下工作。他给予我深深的信任、支持和教诲,让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在这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刻,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思绪涌动心头。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血吸虫病疫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根据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及地区特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普遍采用了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和查治病人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法,使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疫区生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后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大镇压的报告

从1930年至1953年初的大清洗中,苏联究竟制造了多少起冤假错案,镇压了多少人？对这个问题,苏联学者,尤其是欧美各国学者,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过多种数据,彼此差别较大．长期难有定论。本专题选编的文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30年代至50年代初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关于大清洗调查结果的简要报告。报告对大清洗的开展和进程涉及得不多,但是对大清洗的结果,     

历史上的双周座谈会

2013年9月18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10月22日，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举行。外界评论，发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双周座谈会又以继承创新的形式重新启幕了。作为全国政协的老传统，双周座谈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翻开档案，了解历史。     

30年修志笔谈

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2000多年的修志传承积存了万余种旧志、数千种新志,显示着中华大地的历史与现状。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领导人频加关注编修新志,有的地方领导也着手组织人员试行修志,曾有一些志书面世,他们虽然难符志体规范,但总算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深圳对外开放的缘起

深圳对外开放之路,与香港的命运紧密相连。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出于政治考虑,对港澳确立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60年代初,香港经过近十年经济转型之后迈上现代化之旅。深圳对外开放之路,对香港开放之路,也断断续续从这时起步。     

“纵横讲堂”第四讲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

继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国务院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彦仲院士、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乇任高尚全之后，2014年2月25日上午，中国文史出版社第四期“纵横讲堂”又特别邀请中国共产党第10-16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4—8届全用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创会会长林丽韫女士来我社做“我和我的祖国”专题讲座。     

“北京特科”：陈赓领导的中共另一秘密机构

“北京特科”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特工”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成员。     

"北京特科":陈赓领导的中共另一秘密机构

“北京特科”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特工”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成员。     

中国山水画的规范化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每周兼课三小时。有一次在闲谈中,副校长费孝通先生谈到,中国士子（知识分子）为了学习中国文字规范,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无暇顾及其他,造成了中国科学的落后。不如西方国家,学会了二十六个字母,便完成了文字的学习。     

浅谈我国企业的人本管理的局限性

人本管理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人中国以来。我国管理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企业界也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总体上看,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内涵不清、目标定位不准、研究对象不明、缺乏理论体系、操作性差等缺陷。企业管理实践尚缺乏实施人本管理的经济、文化和员工素质条件,实践效果不明显。具体情况如下：     

周林 韩念龙关心贵阳建设的一次谈话

<正>1985年8月20日下午,艳阳高照,暑气逼人。我去花溪碧云窝省委招待所看望周林、韩念龙两位老领导。周林是贵州仁怀人,1932年参加革命,上世纪50年代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韩念龙也是贵州仁怀人,1936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国内外知名的外交家。两位老人     

忆蟒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工程

治理蟒河是国家治理黄河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济源县（今为济源市）人民改造自然、治理蟒河的英雄壮举和成功经验,一度闻名全国。济源县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不附会权势的谢皮洛夫

斯大林时代的谢皮洛夫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是一位只当了八个半月（1956年6月1日-1957年2月14日）外交部长的苏联政治家。他是50年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有过短暂的飞黄腾达,曾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1957年苏共中央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     

1950年代初因抗美援朝引发的反美运动

1950年代初期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其对于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政治势力角逐的影响至今犹存。尽管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国内经济亟待复苏、社会秩序尤须重整等诸多要务,但中共中央在综合多方面因素并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开始了被称为“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共中央除了在国外派兵支援朝鲜外,为了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亦在国内发起了一场反美运动。     

我童年时经历的“反标事件”

与许多中国家庭的孩子一样,我有满怀爱和责任心的父母。父亲李楚兴是湖北襄阳人,他在国立湖北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1949年大学毕业后,经过在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培训后。父亲走上社会．在当时黄冈地委书记赵辛初领导下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了黄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亲张怀俊先后在黄冈县银行、妇联T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双双从黄冈调到湖北省委宣传部。“文革”前夕．又先后调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把家就安在了武汉市。我原名洪浩,随母姓张,1960年10月在武汉出生。     

两德经济发展的成败摭议

东德是由于经济的失败才最终不得不自愿被西德接管,这个失败虽然系多种因素导致,但根本还在于经济体制。可是,计划体制本身还不是最终根源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脱离经济规律地计划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西德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有不少计划经济的成分,但由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过度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因而表现出坚强的生命力。     

我所知道的贵阳市青年志愿垦荒队

<正>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国还处于经济困难、教育跟不上需要的落后状态,城市里大量初中、高小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无法继续升学和就业。1955年7月,团中央因此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