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广州市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研究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界青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阵营中最激进、最积极的力量,广州市通过在工商界青年中培养积极分子来推动工作。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并积极参与党和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但其动机较为复杂。广州市对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进行了严格的挑选和教育培养,并对其利益予以适当照顾。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成为党和政府与工商界沟通的重要桥梁,他们不仅自身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带动了其他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语言中,有一个"团结,教育,改造",还有一个"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是对工商业者(或称资本家,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对私营即民营工商业(正     

双重代理的困境:上海“四反”运动中的工商联

上海"四反"运动是工商界的自我检查、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运动,是"五反"运动的前奏。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上海工商联以思想改造为突破口,积极宣传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消除工商界的顾虑,为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工商联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通过领导典型示范与组织体系将运动层层下推,深入基层,使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展开。不过,工商业者基于既有之经营方式、惯例、商业伦理,对运动的认识深浅不一,常常越出运动架设的轨道,他们与工商联、政府之间的互动颇为复杂。由于工商联兼具业界经济代表与政府政治代理的双重职能,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其行动空间和策略选择,常常左右为难,力不从心。即便如此,"四反"运动之成效还是比较显著,为"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做了准备。     

略忆永济县工商改造

解放前,永济县工商业因长期受政治、经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呈奄奄一息状态,当时,工商界既要求解放,挣脱苛捐杂税的压榨,也有怕共产党没收财产,怕挨斗受批,怕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经济的忧虑。没有想到一解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采取了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各种政策,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对工商业者进行耐心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使我们广大工商业者解除了顾虑,安心经营企业。     

抗日战争前期中共与新桂系统战关系初探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新桂系出于对付、防范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和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原来对准共产党的矛头,逐步转向日本侵略者及对日实行妥协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成为积极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新桂系建立统战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与新桂系的统战关系的确立,在抗战前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鄂州建市初期的落实统战政策工作

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鄂城县、鄂城市、黄卅镇合并建立鄂州市,直属省府管辖（1987年4月,黄州从鄂州市划出）。建市初期,全国范围内进行肃清“左”的影响,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工作正进入一个重要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就落实统战政策工作发了文件（《中央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纪要》）,印发了习仲勋同志关于落实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对原错划右派,原工商业者,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民族宗教,台胞台后等方面人士中的冤、假、错案问题,查抄财物问题、私房被占问题、“文革”中工资被扣问题等都制定…     

浅析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的"精兵简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取的"十大政策"之一,也是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工作原则,它的成功实施减轻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清除了官僚主义的病源,提高了边区政府的行政效能,为抗日根据地度过严重的困难时期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总结这一政策成功实施的基本经验,能为我国今天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的精简提供有益的借鉴。     

公私合营高潮中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增资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高潮中,上海私营工商业者为表示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支持和拥护,纷纷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增资投入公私合营企业,但有些人是在动员的情况下勉强增资的,致使部分家庭生活发生了困难。对此,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有区别地退还了私营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高潮中的增资,为定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私营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用行动表明了他们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巨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与李烛尘

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位是民族工商界的精英。李烛尘拥护共产党的主张,钦佩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尊重李烛尘的才干,赞许李烛尘的磊落。两人相交20余载,留下了一段肝胆相照的统战佳话。     

“智多星”刘靖基的成功之道

刘靖基（1902—1997）,中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名誉副主席等职。刘先生出身普通人家,1918年来到上海,白手起家,30年后成为名满全国的工商巨子,他的成功与上海这座城市、与沪商精神密不可分。1979年,刘靖基率先发起倡议,海内外1000多位工商界人士共同认款集资,创办了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刘先生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刘靖基先生一生的起承转合,正是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缩影;他爱国家、爱人民、爱民族的精神品质,令人敬仰。本期刊发熊月之先生《“智多星”刘靖基的成功之道》一文,探寻这位杰出的民族工商业者何以成就非凡事业与不朽人生。     

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逆迁徙”：以浙江为样本的分析

在1961年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精简城镇人口、调整职工队伍”措施的实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浙江为研究样本,对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影响以及在精简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作一评述。     

1959～1962年各民主党派的“神仙会”述论

"神仙会"原是中共在党内进行的一种相对务虚的会议形式。1959年年底,"神仙会"被引入中共对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中,此后逐步扩展至统战工作的诸多领域,对调整中共与各统一战线对象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探索性尝试。1962年以后,"神仙会"最终停止并被污名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声誉。     

青海地方党史研究——解放初青海政权建设问题

青海自古是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在政权建置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民族关系也极为复杂。解放初,青海省在"既无党组织,又无统战关系"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根据本省实际坚持"慎重稳进"和"更加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政权建设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试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调整文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中期这两次。6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调整是一次全面、自觉的调整,调整从调查研究入手,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关键,注意解决"红专关系"、"双百"方针问题,制定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科学、教育、文艺领域的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是调整取得成果的标志;1975年文化政策的调整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文艺、科技、教育三个领域的调整方式方法特殊,结果也有差异,调整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领域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学、教育方面分别写出了汇报提纲,但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被迫中断。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对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笔国家公债,也是唯一一次折实公债,是国家克服当时困难、稳定金融物价的重大举措.第一期全国发行1万万分,上海承担了其中的3000万分,占华东的2/3,占全国的近1/3的份额,而这主要是由上海私营工商业者承担的.上海私营工商界响应政府号召,努力克服自身暂时的困难,顾全大局,积极认缴公债,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营工商业的两次调整及其影响

<正>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曾两度遭遇困难,国家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终使其走出困境,并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主要集中于调整政策措施的具体阐述与分析(参见赫崇飞等:《试析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庞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王永华:《"五反"与私营工商业的二次调整——以南昌为例》,《天津行政学     

1959年参加“神仙会”的回忆

1959年9月15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座谈。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大有进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贯彻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政策,取得了成绩,应该继续前进,继续改造。总的说,大有进步,还有问题。毛主席的指示,对民     

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

阎锡山和中共都高度重视农村问题,阎能在山西独立经营20年之久,或与其在农村改造问题上的用心有关。但是,阎锡山的统治,仍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上,因此,其抵御共产革命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是不允许中共在山西公开合法活动。抗战爆发,中共得以明暗两种方式进入山西,公开合法地介入到基层农村民众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去,自然引发了与传统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从任何角度,中共这时都需要争取阎锡山能够在新旧势力,包括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因此,它并不曾主动地采取过破坏与阎统战关系的政策、行动,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尝试着修补双方关系。然而,由于观念意识、经验情感、不同层级人员对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妥协合作出发点不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关系终究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破裂。     

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支持印尼“外岛叛乱”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外岛叛乱"的秘密干涉,既是影响美国和印尼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是研究冷战时期美国与不结盟国家关系的重要课题。"外岛叛乱"爆发后,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秘密支持外岛势力,阻止印尼向共产主义靠拢,但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叛军迅速被印尼政府击败,而共产党在印尼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因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的暴露出现裂痕。事实证明,美国选择支持"外岛叛乱"势力,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扭转在印尼的被动局面做出的"投机性"抉择。美国对印尼政策调整遭遇连续"挫败",是导致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投机政策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与印尼不结盟政策之间的错位,以及美国政府对印尼内政外交的严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