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GB技术的文物建筑监测——以故宫养心殿为例

文物建筑是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价值载体,文物建筑监测是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的重要内容。相比其他类型的遗产要素,文物建筑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揭示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是对其实施科学监测工作的前提。以"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为契机,借助CGB技术,故宫博物院试图解决干预中文物建筑的监测难题:利用GIS来管理建筑组群层面的信息,利用BIM来管理建筑单体层面的信息,从而完整记录此次养心殿大修的干预信息,为今后的保护、管理、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同时,探索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可推广的监测方案,致力于建构故宫文物建筑监测体系。     

北京天坛声学现象三种机理解释比较研究

正北京天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祭天建筑群,其设计之精、建筑之巧、回音之妙在世界古建筑史上亦属罕见。天坛回音建筑是声学设计极佳的建筑~([1]),天坛奇妙的声学景观是声学史上的奇迹~([2]),列为中国四大回音古建筑之首。建筑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被破坏,则无法补救~([3])。但对建筑遗产科学内涵缺乏认识,维修和保护措施不利,造成珍贵建筑遗产保护性破坏的现象已有发生~([4])。天坛回音古     

宗教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刍议——九华山风景区佛教建筑保护管理及文化内涵发掘探析

古代建筑是历史上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宗教建筑是建筑的精品,最能够反映一个历史时期建筑文化的最高水平。古代建筑本身是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而宗教建筑又是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宗教建筑有着浓郁的中国本土色彩和地方民族特色,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宗教建筑也已成为许多城市独特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智慧的结晶。     

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化监测体系构架路径分析——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随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开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地开始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化监测体系,凭借其海量(采集)、准确(记录)、智能(分析)、快速(反应)等优势应对日益严峻的风险因素影响,并满足不断提高的文化遗产保护需求。基于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监测实践,以其为研究样本,从技术实现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梳理监测内容,分析数字化监测体系目标、需求和构成,搭建与文化遗产相适应的数字化监测体系框架,是探索监测体系对遗产地日常管理和行为决策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申报制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但由于自上而下在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加之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推动,因此,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影响也非常之大。其中,关于分级申报制度的实行,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这种从县级至地市级再到省级,然后到国家级的分级递进式申报名录制度,保证了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方面,做到有次序、有层次、有轻重缓急的特殊对待,为多民族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北京天坛声学现象的模拟试验研究

建于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完美的祭天建筑群。其设计之精、建筑之巧、风格之奇、回音之妙,在世界古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其声学现象更是声学史上的奇迹,具有很     

学科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动态

对建筑类的文化遗产而言,必须将"城市一建筑一景观"三者统筹起来,充分融合考古、建筑领域和空问技术领域的优势,推进学科之问的融合发展。从学科体系看,当前文化遗产的研究方面尚缺乏总体性布局;在实践层面,遗产保护未梳理出较为系统全面的技术流程,致使保护规划的名目种类良莠不齐。遗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方法和思维,需要深入到遗产内部及周围环境,甚至更大的区域环境,建立遗产保护的系统观和整体观,关注遗产带来的社会、文化及经济效应,整合遗产与自然、遗产与人、遗产与城市之间相互的关系和纽带,使其均衡协调的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重建问题讨论

重建行为本身反映了人们对于已毁建筑的记忆和价值的认同。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重建活动具有了一种试图重现已消逝的重要历史建筑形态或价值的动机。作为对集体记忆或文化传统的尊重,特别是当重建本身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这种重建就具有了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意义。但从基本逻辑和物质的层面,重建的建筑无法等于已毁的建筑,二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重建的建筑作为新的建造物,在艺术、历史见证等方面并不具备与重建对象——已灭失的建筑同等的价值,从真实性的角度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物质上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重建后的建筑在被附加上时间价值之前,并不具有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     

论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文化实践的交叉与区别

目前,学界就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文化实践论述有混合或兼用的现象,其实这是不可取的。虽然二者在产生的历史背景上有类同性以及对象上的交叉或重叠性,但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文化实践在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上属不同的实践路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关注遗产对象蕴含的科学知识、艺术和历史价值,采取代表性项目评审形式,有严格的准入制度、评审程序和管理要求,属于选择性的经典保护模式,这种模式能够选优和原貌性保持,却不能更广度化。而原生态文化实践主要关注民族民间文化的现实生活价值并重构性地加以利用,采取世俗化的参与利用形式,不过度追求经典性,没有严格的准入制度、评审程序和管理要求,以致保护、传承更具广泛性和创造性。二者对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具有不同的意义,实践上应予以区别对待和适应性选择。     

论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文化实践的交叉与区别北大核心CSSCISSCI

目前,学界就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文化实践论述有混合或兼用的现象,其实这是不可取的。虽然二者在产生的历史背景上有类同性以及对象上的交叉或重叠性,但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文化实践在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上属不同的实践路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关注遗产对象蕴含的科学知识、艺术和历史价值,采取代表性项目评审形式,有严格的准入制度、评审程序和管理要求,属于选择性的经典保护模式,这种模式能够选优和原貌性保持,却不能更广度化。而原生态文化实践主要关注民族民间文化的现实生活价值并重构性地加以利用,采取世俗化的参与利用形式,不过度追求经典性,没有严格的准入制度、评审程序和管理要求,以致保护、传承更具广泛性和创造性。二者对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具有不同的意义,实践上应予以区别对待和适应性选择。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手段,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正在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逐步认可。公众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应当享有文化遗产权利,通过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尽管中央和地方立法、司法机关通过听证会、观察员等制度进行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法律依据缺失、参与形式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件缺乏等问题。虽然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由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主导,但应当拓展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深度,并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告资格。公众可以为公益诉讼提供线索与证据信息,参与评估公共利益是否受侵害及恢复情况,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或以特定身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我国需要从制度层面畅通信息渠道、落实全流程参与决策机制、落实人民陪审员、观察员、监督员制度并完善激励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路径。     

内容、文脉、概念:关于苏州园林博物馆的一点思考

本文使用了伯纳德·屈米关于“概念、内容、文脉”的分析方法,对苏州园林博物馆的历史、建筑和功能定位进行新的思考。苏州园林造园艺术的理论体系(内容)先于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场地条件(文脉)而存在,从苏州园林博物馆老馆到新馆的建筑文脉逐步形成后,苏州园林博物馆建筑意象(概念)才得以完全确立。     

永城保安山二号墓文字试析

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出土了大量的塞石刻字和朱书文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近年来西汉考古发现所少见。这批珍贵的文字资料,对古代墓葬制度、建筑、历法、书法艺术和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区域视角下的文庙异同对比——以吉林文庙与武威文庙为例

甘肃武威文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而吉林文庙则是东北地区建筑年代最早、建筑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文庙建筑群,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两处文庙所在区域环境不同,在建筑规制和文化传承以及文化传播功效等方面表现出的异同,值得做比较研究,这对于文庙研究和儒家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     

探究城市规划中的文化遗产及历史建筑保护——以蓟州文庙为例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在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的涤荡之后,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遗产流传了下来,它们承载着城市对文化的表达和对文明的传扬。而历史建筑则是城市的名片,它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融为一体。在现代化的城市规划中,这些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它们有利于城市文化的延续,可以促进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文章以蓟州文庙为例,探究文化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的策略。     

试论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

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西汉帝陵基本都有寝与相关建筑。寝与相关建筑在西汉帝陵陵园中的位置既有相同也有差异,体现出作为陵墓祭祀性礼仪建筑在墓外设施中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反映出相应的制度、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杜陵帝后陵的寝类建筑居南有其内在原因,而阳陵的此类设施可能位于陵墓北侧。寝与相关建筑的内容和组成元素丰富多样,又有相关机构和管理人员,全面服务于陵墓的祭祀礼仪活动。寝园的设置可能始于景帝阳陵,基本是由一组、两组或多组建筑组合成的综合性陵墓祭祀设施,其后又有发展与变化,院墙或有或无,但均以寝殿为中心,并对后世影响较大。可以说,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在封建陵寝制度发展和逐步确立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欧洲古建筑保护探析

作为古代文明滥觞之一的古罗马和古希腊拥有绚烂多姿的文化形态,文明传布于欧洲之后,更创造出浩如烟海、瑰丽无比的艺术奇迹,恩格斯曾有一句名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在这众多文化遗产中,作为＂凝固的音乐＂的气势恢宏的古代建筑,更是当时文明的精华所在,历千年风霜而峥嵘依旧,显示出欧洲建筑保护工作之佳,理念之先进,政策之完备。     

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甘肃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甘肃华夏文明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现象严重,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文化探析

水文化是人们在从事水务活动中创造的以水为载体的各种文化的总和,也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了水文化的内涵、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内容及其特点。     

申遗与履约：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进程看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的发展进程中，名录列入机制(申遗)和定期报告制度(履约)已成为并行不悖的国际合作双轨制。前者为所有缔约国提供了一个国际化平台，以利从整体上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深化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知；后者是政府间委员会和缔约国对实施该公约的成果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和跟踪监测的重要工具。换言之，这一双向循环的合作机制同时成为缔约国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始终将申遗工作视为履约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将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整合到参与国际合作的基线行动中，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为保护人类共同遗产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也为推动形成中国非遗系统性保护大格局、促进可持续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积聚了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