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后,必然经过一个与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塑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和“改造”、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诸方面,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1917—1927)独特的贡献。粗谬之处,恳望学界同仁指正。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实践

正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学界迄今对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如梁柱认为,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介做了尝试,也为建党做了理论准备(梁柱:《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伟大转变——以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基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

正1919年,李大钊比较全面地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特有的唯物史观",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开始传播、应用和发展,开启、推动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根本变革,并确立了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体到历史研究,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以唯物历史观     

论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李大钊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做法。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对其他进步思想采取宽容态度,在各种思想平流并进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从劳工利益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用马克思主义论证劳工运动的合理性;他坚持在人民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于1919至1927年间,即“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是第一个拓荒者。“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他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社会形态观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李大钊在对中外各种社会形态理论学习和比较的过程中,逐步走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运用于"观察国家命运"、动员社会主义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李大钊在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时,集中介绍和评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在此过程中,李大钊的社会形态观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清李大钊社会形态观和唯物史观形成及运用的交错并进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认识。     

李大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校园传播”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从被"附带涉及到",到后来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与李大钊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李大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折的 重要标志,是本世纪20年代最著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李大钊的史学理 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卓著 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如此,也是当代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值得珍视的重 要历史遗产。 笔者曾就近代中西方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的角度,考察过李大钊由研究近代资产 阶级历史哲学转而接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心路历程,肯定了李大钊的 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本文则拟就李大钊的史学理论 研究内涵略作考察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郭沫若是毫无疑义的开山式人物和人格化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与不足,在他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中,都有典型的体现。第一,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一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中国史坛率先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     

傅振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也是中国方志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傅振伦早在青年时期就通过阅读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自觉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运用到方志学的研究之中。傅振伦积极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学的研究以及在修志工作中贯彻唯物史观。傅振伦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     

再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光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系统和富有特色的诠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广泛传播。在这篇著作中,李大钊独立思考而不盲从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借鉴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重温这篇著作,中国共产党人仍旧能够从中得到多方面的重要启示。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比较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和媒介批评先驱,李大钊早期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活动的典范。他的媒介批评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资产阶级报刊新闻学,到无产阶级新闻学转变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报刊媒介批评活动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延续性和断裂性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尹祥霞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为宣传马列主义、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李大钊...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

为了清算新旧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至1938年,中共党内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产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很快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他在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方面,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白寿彝先生积极探索历史教学中的中国通史教学方法,既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学内容,也为他日后的中国通史撰述创造了条件。他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术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史学通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运用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之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该刊通过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提倡历史主义,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总结《新史学通讯》的成就,对于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均具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中共三大与共产国际

<正>中共“三大”是我党在建党初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广东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批著名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三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实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初尝试。回顾中共“三大”的历史贡献和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