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儒学

胡适与儒学杜蒸民胡适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胡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归纳提出者。但是,在晚年,他又宣称“并不要打孔家店”①。究竟胡适是反孔还是尊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和意义上理解他的“打孔家店”言论和行动...     

胡适拒绝做广告

胡适在众多亲戚中与胡近仁关系最为密切。胡近仁虽为族叔,其实只长胡适四岁,是胡适在九年家乡教育期间,读书写诗的引路人。胡适在上海求学及留学三年期间,胡近仁是他母亲家信的解读人兼代撰人。胡适回国后以博士身份在北大任教,两人信函频繁。胡适对于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只透露给这位族叔一人;而胡近仁就连儿子择校的小事也要与胡适商讨。虽然两人地位悬殊,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总角之交的那份情谊。胡近仁在上海开设裕新茶叶店,生意不尽人意,于是想借重名气已经如日中天的胡博士来促销。１９２９年,他给胡适写信谈了自己想推出“博士茶”的设想,并将写好的广告词请他过目。广告词中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疔遂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当年,胡适若是首肯的话,“博士茶”一定会畅销全国,也会给他的族叔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可胡适断然说“不”！他及时复涵,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沉疔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二、“博士茶”广告中不能使用胡适名字,广告的“措词其实甚俗气、小气”;三、崇拜胡适饮“博士茶”,“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胡适在信结尾处给胡近仁指点迷津道,“当细心研究大公司、大书店之广告,自知近世商业中不可...     

胡适改名

胡适初读《天演论》,从中看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话,想到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胡适的二哥建议他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适”字,胡适便将“适之”作为自己的表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1910参加留美官费考试时,正式采用了“胡适”作为名字。     

胡适与抗战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适一直反对对日作战。为此,他曾长时间担着“卖国”的罪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七七”事变后,他却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抗日的事出国奔走,不久并出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那末,胡适是怎样从反对抗战转变到拥护抗战的呢?他在抗战时期,尤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做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他对中国抗战发展前途是如何估计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过去一向不很为人注意,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一“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他同他的朋友丁文江、     

胡适的绰号

胡适有5个绰号。一为“子供”。子供是日语“小孩子”的意思。胡适14岁时考入中国公学,得了这个绰号。二为“大书箱”。胡适5岁时开始念四书五经,8岁就能懂《资治通鉴》,当时就得了一个“大书箱”的绰号。三为“黄蝴蝶”。胡适写了一首《窗上有所见口占》,开头两句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五四”断想──胡适的阴影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必然要想到胡适,想到胡适,就想到了44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当胡适自美国回国,与陈独秀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成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时,其以后被人“褒”的荣耀和“贬”的阴影,就同时笼罩其身了。饶有趣味的是,胡适身前身后得到的“褒”与“贬”,均是同一个思想造成的,即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师从杜威。因此,在新文化新思潮涌动的五四前后,胡适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新的思想理论和…     

考订傅斯年6封信函的写作年份

<正>胡适是早得大名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信札会传世,因而不论给谁写信都字迹工整,且详注写信的年、月、日。傅斯年和胡适不一样:写信时不仅字迹潦草,而且很多不注年份。这常常给研究者带来麻烦。但考证这些书信的年月,是傅斯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笔者今将对几通傅函的时间考证供奉于方家,以求指教。     

胡适看榜

1910年7月,胡适到北京考留美的官费生。发榜后,胡适去看榜。胡适觉得自己考得很不好,就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看完了一张“备取”榜,见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很失望。胡适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自己的名字了!可仔细一看,却是“胡达”。胡适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自己的姓名了。胡适心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     

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胡适同中共的关系,与他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相关,也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这时,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对苏俄的公开赞颂,然而双方基本政治立场的对立却未能调和。     

读者·作者·编者:三重维度下的胡适与《新青年》

对于胡适与《新青年》杂志的关系,可以用读者、作者、编者这三重维度的形式提拎出来.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地激活、激励了《新青年》的主撰者;作为作者,胡适以其学贯中西的文化,开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引渡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走向.鉴于此,我们简直无法再用以上“三者”的关系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那就是青年导师.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抑或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青年运动的方向”.     

胡适并非“文学革命”的首倡者

胡适并非“文学革命”的首倡者李玉胡适一生自命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并且多次强调这项“前空千古,后开百世”的事业,是他们几个留美学生泛舟康奈尔凯约嘉湖,谈笑游玩之余“偶然产生的”,是几位留学朋友后来把他“逼上梁山”的结果。事实上,胡适并非中国近...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一些人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提倡最力的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体观念上又颇有歧异,这些歧异多与“白话”相关。文学研究会的严既澄指责胡适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双方就此展开了论争,其核心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也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胡适：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先生不说话

著名胡适研究专家沈寂先生曾写过一篇《胡适与冯玉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与冯玉祥这两位安徽人（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胡适,安徽绩溪人）无论是隔空对话还是“短兵相接”,“都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很少共同语言”。     

胡适：一个投票选举中的“常胜者”

<正>胡适留学美国时,对美国总统选举比较关注,还曾两次参与模拟投票,并就中国留学生为何投威尔逊、罗斯福的票等问题在日记中做过分析。可见,在美国留学时期的胡适,对于投票选举,已有初步的认知。而彼时的胡适怕是没有想到,在往后的生涯里,他自己也会作为“被选举人”一次次出现在票选中,而且是一个“常胜者”。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胡适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20世纪50年代,胡适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胡适说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可以“任人打扮”,成了胡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罪证。但近来却有学者站出来证明：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     

论胡适思想中的徽州因素

胡适曾经坦然承认徽州故里的生活经历、浸染的徽州地域化，是构成他的思想进化心路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些活跃的徽州因子，或隐或显于胡适的生活方式里，反映在胡适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价值评判中。本从胡适新的宗教观“社会不朽论”以及对太平天国史实的学术判断等层面，将胡适思想发展历程中杂糅的徽州因素拣出，微观地分析胡适思想与徽州人要素的内在联系。     

胡适倡导白话文轶事

在我国现代史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也在我国现代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曾经在国内、国外及港澳地区,先后获得过52个博士头衔,尽管这些头衔“名誉”的成分很大,但也可以看出他在文化方面的造诣和影响。“五四”时期,胡适曾大力提倡白话文,攻击文言文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为了推行白话文,他还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哩！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赞扬。这时,一些醉心于文言文的学生不免对他的讲课生出抵触情绪。就在胡教授讲得最得意之时…     

胡适三题

赵元任说,“胡适的日记是为别人看的。”胡适曾公开表示,他的日记是留作史料的。     

抉择:194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兆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也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为无价的是，其“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书生大使”胡适与“太上大使”宋子文在美国的较量

1938年9月,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的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誉为“书生大使”。然而,由于胡适对抗战的基本态度是“苦撑待变”,在他所认为的“变”尚未到来之际,胡适的外交活动还主要集中在如何影响美国领导人,以促成这种“变”的早日来临。但国内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却不容许胡适遥遥无期的“待”,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苦撑”。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