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全集》第23卷若干中文书信系年辨误

在胡适的各类著述中,书信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献。一般而言,绝大多数胡适书信的信尾均署上了年、月、日,不存在系错年问题,但也有少量信件,所标书写时间或年、月、     

《胡适全集》第23卷若干中文书信系年辨误北大核心CSSCI

在胡适的各类著述中,书信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献。一般而言,绝大多数胡适书信的信尾均署上了年、月、日,不存在系错年问题,但也有少量信件,所标书写时间或年、月、     

1921年初《新青年》同仁之间几则通信的时间问题

1921年初,《新青年》同仁围绕《新青年》要不要自沪移京编辑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各方之间为此作了大量的通信。这些通信的书写时间,绝大部分已经清晰,但也有少量重要信札,其书写时间或被弄错,或仍属混沌,亟待厘清。     

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创作及书写时间考疑

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2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三首诗词,其中有《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并附手迹。诗题标署写作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五份函电时间辨正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五份函电时间辨正陈标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３日,段祺瑞又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期间的５份函电涉及到段祺瑞解职或复职之事。然而,《孙中山全集》第４卷所标明的这５份函电的时间有误,...     

二百年来《水经注》案的症结--谈谈胡适关于《御题诗》题写时间的发现

乾隆皇帝题诗《水经注》在前(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戴震完成《水经注》校订在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但是,由于乾隆题诗没有注明题写的时间,又置于殿本《水经注》之卷首,后世便误认为《御题诗》是对戴震的"褒嘉"。《御题诗》之《序》,贬低"自明至今"的《水经注》版本,又竭力美化《大典》本。四库馆命戴震再校订那个据《大典》钞校的二手《水经注》时,处于极为棘手而尴尬的境地。因为遵照《御题诗》之《序》的旨意,要把一切胜处都归之于《大典》本,而把一切讹误都归之于"近刻"。从而也致使"《水经注》案"的争论,持续了两百多年。     

“你种树，便有人砍柴”——读胡不归的《胡适之传》

近期出版的《胡适传记三种》中胡不归著的《胡适之传》,成书于1941年,是胡适传记的开山之作。本文介绍了此书写作的动机,简要评述了此书写作体例、叙述方式、学术价值、史料价值。认为该书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认识胡适、如何全面描绘胡适形象具有一定的意义和较大的启发作用。     

士医之交：程敏政《篁墩文集》中医者的形象书写

明代士人程敏政在《篁墩文集》中提及20余位医者,这些医者身份多样,但缺少道医、僧医和草泽铃医等社会下层或不符合儒学传统的医者。程敏政在文集中书写医者时呈现明显的“重儒轻医”倾向,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群体依旧使用符合士人自身取向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医者群体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儒医”依旧是医者群体为提高社会地位而试图拥有的“理想”身份。但也恰恰是因为“儒”与“医”的合体,使得医者群体在比附儒的同时,依旧难以与完全拥有儒学传统的士人平起平坐。     

《洛阳市志》“概述”集锦（连载之九）：《洛阳市志》第10卷第23篇《财政志》概述

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其财政的产生、演变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随着夏王朝都洛而滥觞于天下,又随不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兴衰起伏。     

胡适与西方进化论

进化论在中国社会形成的普遍影响,胡适本人未能幸免。但是,他又表现出与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有别。这是因为他主要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此种情况表明,外来学说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必须注意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是语言层次的接受与理解层次的关系;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以对华政策为中心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大体是求是的.他高度评价苏俄初期的对华宣言,希望中国政府承认苏联,赞赏苏联在30年代中期的和平努力,认为苏联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胡适也谴责了苏联外交所表现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胡适以冷战思维判定苏联外交是侵略、扩张性的.     

评方东美对胡适的批评

胡适与方东美生前虽未订交但俩人相识.俩人相识却未进一步发展友谊,显然是因为学术立场相左,一个(胡)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方)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方东美对胡适的批评,不谈方法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谈主义问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二是中国哲学的性质问题.他在这两个问题上批评胡适,除了体现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抗议外,是否合情合理合乎实际?这就是本文所要分析的.     

胡适与庄子研究

胡适在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尝试运用西方哲学体系研究<庄子>,推动了庄子研究范式的转换.胡适对庄子人生哲学展开了激烈批判,对庄子反科学主义思想既有所批判,又努力挖掘庄书中所包含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最近20余年来,庄子研究范式又得到了新的救正.     

石氏家族的中原之路——石解墓志释读

代北胡姓在魏孝文帝改革时,进入中原的族姓基本都改成汉姓,除了众所周知的若干大姓,其实还有不少中低等氏族,乌石兰氏改为石氏即是其中之一。历时数百年后,随着南下、汉化、改姓、改籍贯等,进入唐朝的石氏家族,已经汉化,但仍然保留了代北胡姓的影子或尾巴,甚至与汉晋中原石氏纠缠不清。通过对"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解府君墓志铭并序"的释读,同时辅以撰写者石洪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石解与从弟石洪,虽然有可能是分属风马牛不相及的汉胡族系,但起家走的都是科举之途,发达和辉煌也与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两门石氏辗转各地,在石解和石洪前后几辈逐渐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居住和仕宦圈,反映了部分中等士族在唐后期向洛阳集中的趋势。其中,代北胡姓社会关系网的遗存仍然若隐若现。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考释胡适的两封书信

本文考证了胡适致任鸿隽、胡近仁两封信的写作时间,纠正了以往的误判。将信件的内容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与相关史料参考互证,不仅有助于考察信件的写作时间,且有助于理解信函的真实含义。     

胡适的语言观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最终导致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胡适进行的语言研究和他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胡适的语言观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革、语言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胡适的基本语言观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审视,并通过对其语言观的考察来重新解读他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理论,重新评价他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