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别”

(唐五代书仪研究》内(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徵引斯1725号写本书仪有云：“妇人亲迎入室,即是与夫党相识。若有吉凶觐间,日即作书也。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其有吉凶,理须书疏。     

游客感知"灰度区"的旅游形象策划初探--兼曲靖市旅游形象策划

本从游客对旅游形象感知的角度,提出了游客感知“灰度区”与游客感知“光环区”的概念,分析了“灰度区”旅游形象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灰度区”旅游形象策划进行了一种模式探讨——旅游产品的形象整合模式。从潜在游客对“灰度区”的心理感知分析入手,针对旅游产品的形象整合模式的内涵,探讨了其操作过程及技巧。最后,以曲靖市为例,作了游客感知“灰度区”旅游形象策划实例分析。     

商水出土的原仲簠与《诗经·东门之枌》

河南商水县出土的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出嫁做的礼器.原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陈国妫姓大夫,其采邑是陈国一个叫“原”的地方,他以“原”为氏,故名“原仲”,或如原仲簠铭文中的“原氏仲”.遵循媵嫁制度,原仲将次女嫁给顿国的大夫“沦”,使陈、顿两国缔结婚姻之国,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关系.《东门之粉》是《诗经·陈风》的第二首,“亲迎”是周代婚礼的“六礼”之一,该诗真实描绘出原仲女儿出嫁的“亲迎”场面,艺术再现了《礼记·昏义》中的相关记载.同时,该诗还生动诠释了春秋早期的媵嫁制度,以及通过卿大夫联姻缔结婚姻之国等文化事象.原仲簠的出土,对于《诗经·东门之枌》的正确解读具有重要价值,反之,《诗经·东门之枌》使原仲簠铭文更加丰满而明晰.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费孝通与甘肃的早期缘分

正1909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许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甘肃甘北传教区履职。许让出版过一本《甘肃土人的婚姻》。1934年,这部著作引起中国学者王同惠的关注。她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文藻,专攻文化人类学。吴文藻称许     

“动静相养”的财富观

《黄帝四经》中,《果童》有言“静作相养”,提出“动静相养”的概念。《姓争》又云“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为我们引入了静动之间以“时”为变的道理。     

敦煌写本S1725号"日别"考辨

《唐五代书仪研究》内《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征引斯1725号写本书仪有云:"妇人亲迎入室,即是与夫党相识.若有吉凶觐问,日即作书也.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其有吉凶,理须书疏.妇人虽已成礼,即于夫党元不相识,是名疏也."(290页)     

潘绥铭：揭秘“红灯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是国内。‘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从1998到2010年,潘绥铭及其团队共定性研究过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关于潘绥铭教授,读者可参考本刊第376期报道《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本文为潘绥铭教授接受本刊4次专访中谈及在“红灯区”考察的部分。为保留潘教授个性化的语言风格,我们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     

近代婚嫁论财对山西婚姻生活的影响

古代婚姻讲求“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及亲迎。在买施“六礼”的过程中,以雁作为聘礼(相传雁一生求偶只有一次,且求偶后便终身形影不离)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雁”作为聘礼日渐实物化、货币化。就史料体现,中国婚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在汉代已十分明显,《前汉书&;#183;地理志》中即有“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贫人不及,多不举子”的记载。之后,魏、晋、南北朝、唐、束、元、明各代婚姻论财之风愈演愈烈。及至近代,婚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更是有增无减。     

青年森鸥外与庄子的"性命"论

青年时代的森鸥外主张“余等自然学者,求人类之进步与知识的开拓”。他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点来理解《庄子》的“性命”论,并在与他人的论争中引用《庄子》的学说为自己的主张立论。鸥外以为,依照庄子的学说,今天的学者们应该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非单纯地守“性命”或养“性命”。鸥外还列举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概念为佐证,将其与自己对《庄子》“性命”论的理解融合为一,以此来探求“自然”与“知性”的关系。     

先秦传统婚姻礼俗研究

我国夏代开始就形成了婚姻礼俗形式,《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因袭, 周因于商,婚姻礼俗,大致固定。《通典》云: “人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取,以俪皮为礼; 五帝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于庭;殷时亲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年,定婚姻之时,六礼之仪始     

关于考古出土的“摇钱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笔者曾发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摇钱树”探析》长文,对考古研究中的“摇钱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撮其要点再补论之,盼方家指正。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本试图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依据高一涵“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论和译作,对他的自由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分析与评述。为了深化研究主题,作采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范式,将高一涵与不同时代的西方思想人物和《新青年》群体其他代表人物加以比较。作认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既有显的个性特征,也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共性特征。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分析论述,大大超越了《新青年》群体的一般认知,但他依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泛道德政治观和欧美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本的分析论述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而且可以揭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变的多种动因。     

“王若曰”研究成果述评

“王若曰”多出现在《尚书》之《商书》《周书》及西周册命铭文中,对该词的释读有助于了解“诰体”与“命书”的书写形式及意义。迄今为止,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王若曰”起源时间、格式、所领内容,以及对“若”字的解释四个方面。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学者对上述内容持有不同观点。文章总结前人研究,拟对相关问题做简单梳理。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试析“月光”、“枯井”和“三脚猫”的象征意义

意识流、潜意识、时空倒错、象征意象构成了《月光·枯井·三脚猫》的现代派小说特质。其中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月光”、“枯井”和“三脚猫”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每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三者之间还具有某种必然联系,这对理解文章的主旨具有关键作用。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本文认为“月亮”、“月光”象征着汀樱对情与欲的需求,“三脚猫”是丹一的化身,幻觉中的“蓝猫”则是道德和理性对情欲的监督和约束,沉入“枯井”则象征着汀樱陷入苦闷、困惑、无助的境地,因此这篇小说是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表现汀樱内心世界灵与肉、情与理的矛盾冲突。     

说“口凡有疾”

殷墟卜辞中屡见“■(即《甲骨文编》151页第6行以下所录之字)凡有疾”之语。“■”当从徐宝贵说释为“肩”,“凡”当从唐兰说释为“同”。“肩”字古可训为“克”。“肩同有疾”,意即能分担王疾,反映了古人认为尊贵者的祸咎能移给臣下的想法。卜辞中还有“克兴有疾”之语,应与“肩同有疾”同义。     

哀劳彝族"抹黑脸"

聚居在哀劳山区的彝族,有一种其他民族很少见的习俗“抹黑脸”,就是在婚丧喜事或宰年猪等请客时,晚宴接近尾声,由劝酒、劝饭而发展到相互往对方脸上抹锅烟灰。     

社会学与20世纪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例

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秘密社会的调查,并在次年完成《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报告,作为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此篇社会调查的完成是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影响。那些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所开展的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运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袍哥及其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根据这个调查,可探索社会学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并讨论这样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如何被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以及通过对其的探讨,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