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     

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贵州“文革”初期琐证

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文革”前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交往

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九表兄王季范进京。在中南海的那次洗尘晚宴后,毛泽东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王季范。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表兄,极富感情的毛泽东悲从心来：“九哥,……”毛泽东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他才哽咽着说：“你把德恒(王季范长子)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说着说着,止不住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刘少奇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而闻名于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其实,作为一种就业安排,它在50年代就已开始,而且在“文革”前已部署得较为完备,组织得较为严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这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刘少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亲历“文革”后武汉市政协恢复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武汉市统战、政协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市政协被迫停止活动。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标志着停顿12年之久的人民政协重新走上国家政治舞台。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同意省委统战部《关于我省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我省民主党派工作也开始得以复苏。1978年12月，     

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

<正>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在天津读小学,正准备毕业升学考试。"革命"打乱了一切,大人们自顾不暇,我们无学可上,成了四处游荡的"野孩子"。那时,我家分居京津两地,我来来去去,目睹和体验了种种荒唐、丑恶和无奈。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

我从小就知道施复亮，但没有见过面。1950年9月21日，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中央出版总署通知各省(市)的出版行政机构和各大书局派1至2名代表参加。当时我是贵州省出版行政机构的代表，华问渠是贵州最大的书局——文通书局的代表。上海中华书局的代表是舒新城和金兆梓。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是全国有名的学者；     

周恩来与文革期间的高校招生

<正>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几年的文斗和武斗,"打砸抢"、"破四旧"和"全面夺权",教育制度和建国后17年教育路线已面目全非。教师被打成"臭老九","夺权"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理人"进入了"牛棚"。加上废除考试、开门办学、推荐招生、工厂办校、实施"上管改"等形形色色的运动,这一切不但极大破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正>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文革初的中宣部

<正>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文革”中的政治足球赛

“文革”期间,一支外国球队来南京进行友谊赛是件大事。不说别的,大军区首长、省市主要领导,以及该国的驻华大使和武官夫妇都要出面观看。     

“文革”中的陈毅

陈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投身革命,是红军著名将领,新四军军长,三野司令员,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一生功勋卓著,在党内和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陈毅一直认为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夺权的内乱。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那时已是阳光普照大地。但十年的噩梦人们都还深深印记。“十年动乱”中文艺界无疑是个重灾区：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老前辈都受到无情的残害,我听说夏衍同志被打断了一条腿,本来是那么精干的人,现在成了残疾,走路很艰难,回到北京我首先想到要去看望他。     

我与安徽拖拉机厂

1969年12月20日,我背着背包,走下公共汽车,徒步来到安徽省农业机械一厂（即安徽拖拉机厂）。一路上,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刚被“解放”的领导干部,有机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心中充满了喜悦。这说明我已得到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了党的信任,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是难以言表的。如今,我虽已“解放”,但三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仍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时时袭上我的心头。想起这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心沉重了,脚步也放缓了。“文革”中的种种不幸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

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在脱离政治后,张国焘在香港期间曾与美国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供了其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认识,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文革”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宋时轮在“文革”中保护老帅和老战友

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时轮,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老领导老战友的感人事迹,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中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