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笔下的时大彬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浅识时大彬的生卒年份》,文中针对时大彬的生卒年份作了一些探讨,拙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界一些同仁的关注。近十年来,我在着重研究宋元陶瓷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时大彬的相关资料,并作了一些摘录。我想,我们在研究一位工艺大师的艺术成就时,首先得关注他工艺成长的渊源、艺术品的市场环境,以及工艺的传承等等。     

明代文人园林画与明代市隐心态

明代中晚期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推动了明代绘画中以园林为表现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加,成为明代绘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明代园林画并不是简单的“清风朗月”、“小桥流水”的园林山水景观的再现,而是文人画家市隐心态的流露。     

《后西游记》与晚明文人价值观的变化趋势

《后西游记》是《西游记》续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虽然沿袭了神魔小说的题材,但是它却和现实贴得很近。作者利用西游故事传达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代表着晚明文人的价值观。小说抨击虚伪道德．否定救世的可能性,价值观的最终走向是消极的,而经济发展、社会风气以及思想界的活跃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仇英《竹院品古图》看晚明的文人雅集

明中期以后,社会精英群体开始热衷于参与文人雅集活动。这一文化现象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价值观念、士大夫心态和物质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明代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仇英在《竹院品古图》中,描绘了四百多年前的一个春日,缙绅士大夫在某个江南私园中参加雅集活动的场景。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运用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对画中所绘细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并将画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与相关传世文物进行了类比,力图重现此次活动的历史原境,从而使本文揭示的历史信息更为丰满。     

晚明消费社会士大夫的身份认同——读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近年来,明清消费文化愈来愈成为历史学所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又受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其研究呈现丰富多元的面向,本文所要讨论的巫仁恕的《品味奢华》便是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代表作,该书透过细致具体的实证研究,展示了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消费文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士大夫阶层对自我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明墓中俑的组合与陈设刍议

俑是明墓随葬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陶、木、石等材质。俑按职能可分为守门武士俑、乐俑、仪仗俑、侍俑四类,不同墓葬由于身份、财力、地域等因素,俑的种类及数量也各有差异。俑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以墓主人为中心进行展开,主要是按照守门武士俑—乐俑、仪仗俑—侍俑这一顺序进行陈设。     

送子观音：晚明海澄象牙人物的个案分析

明代中晚期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因传教及装饰教堂的需要,向当时唯一准许对外通商的漳州海澄订制象牙天主教神像,给中土传统的人物雕刻带来了全新的表现方法。其中的圣母子图像因明代中期中国南方民间送子观音信仰的成熟,机缘巧合地实现了向送子观音的图像转化,大约在万历早中期催生了以送子观音为代表的象牙人物雕像本土风格的形成。其图像范型的确立,对明清时期福建及更大范围内其他材质的送子观音造像的面貌产生深远影响。     

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

<正>讨论"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要证明这个话题是否存在且有意义:晚明劝善思想能否称之为一种思潮?什么是宗教性?什么是世俗性?一种思想被称之为思潮,是因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了一定数量人的社会愿望。晚明的劝善,称之为思想运动或思潮均不为过,因为有众多的儒家士大夫投身于当时的劝善理论与实践当中,其中著名的有吕坤、杨东明、高攀龙、袁黄、陈龙正、刘宗周、陈瑚、颜茂猷等。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南京王世茂车书楼为中心的考察

王世茂车书楼是晚明南京一家重要的书坊,它编纂、校注和刊刻的图书仅流传至今者就达30余种,与车书楼有联系的作者、校者和刊刻者达40余人。文章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车书楼及其所编纂、校注和刊刻图书的考察,探究商业出版环境下晚明底层文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以及人际交往情况,从而揭示了晚明底层文人生存状态和谋生方式的多元化。这一努力不仅可以深化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生活状况的研究,还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再现晚明东北的历史画卷——评《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

《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是国内一部研究明朝将领李成梁的专著.本书讲述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起落和晚明辽东政局治乱等内容,其时间、空间跨度之大,史料之丰富、翔实,在该领域近几年的研究中实属佼佼者.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徐霞客游记》与晚明交通的研究

有关晚明交通的资料,散见于实录、会典、总志、方乘、笔记、文集诸种载籍中,以此也能大致勾勒出晚明交通的基本格局.但因拘囿于各种原因,上述资料或疏而不详,或虚实难辨,抑或纰漏颇多,使今天的研究存在不少缺憾和困难.笔者披览有关资料过程中,发现350多年前的徐霞客行万里路、进行地理考察时也记述了不少晚明驿道、驿站、水道及桥梁等史实,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蛛丝马迹的资料.本文着眼于此,试作一分析.     

晚明商人的家庭筹资行为与商业发展

家庭筹资是晚明商人获得资本的直接而简便的方式。家庭成员较容易在家庭单位内获得经营资本和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商人的筹资活动也可能从家庭单位向家族范围扩展;家庭财产向商业资本的转化没有严重的障碍．为商业经营目的可能集中起家庭的一切财产。家庭筹资的畅通造成了晚明民众大举经商,使商业的发展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晚明商人的家庭筹资行为与商业发展

家庭筹资是晚明商人获得资本的直接而简便的方式。家庭成员较容易在家庭单位内获得经营资本和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商人的筹资活动也可能从家庭单位向家族范围扩展;家庭财产向商业资本的转化没有严重的障碍,为商业经营目的可能集中起家庭的一切财产。家庭筹资的畅通造成了晚明民众大举经商,使商业的发展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

晚明士人中盛行和具有文化修养的妓女交往。这种现象以娼妓制度存在为基础 ,但比前代更为普遍 ,并与士人集会风气相结合。这类行为与当时国家典制相矛盾 ,反映了法典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其形成与经典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心学的影响、明代儒生的文士化、以及明末政局造成的士人失意与狂放心态都有相当的关联。其于女性文学在晚明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

商人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36％为多,这一利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的范围之内。虽然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但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又由于利率较低,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因而商业性借贷能够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