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三题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因病“请假”,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过了几天,汪精卫     

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诸问题

正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乘蒋介石赴陕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自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日。在此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充分支持和帮助。事后,龙云多方掩饰,企图遮盖相关史实。当时,蒋介石为团结龙云抗日,未予深究;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也未深入探讨。此前,我曾著《汪精卫出     

中共并未在国民党二大上对蒋介石做出让步

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中共领导人的右倾,使原先地位并不高的蒋介石一下子跻身于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中,成了与汪精卫地位相当的显赫人物,为蒋介石尔后从事反共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共对蒋介石的第一次大让步,即政治上的让步。本人认为此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从俄罗斯秘档看中山舰事件

1926年春,蒋介石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邹鲁和在广州的王柏龄、伍朝枢、欧阳格等,为拆散广州国民政府的内部团结,制造谣言,谎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将绑架蒋介石,送往海参崴,同时假传命令,诱使中山舰自广州开往黄埔。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泣说长城抗战

我们把1933年发生在东起山海关、西北至内蒙察哈尔等地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的战斗统称为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包括了在当时来讲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两个阶段。以张学良、何应钦为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指挥的长城抗战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所同意的,是合法的;以冯玉祥、吉鸿昌等人为首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长城抗战,是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所反对的,是不合法的。     

蒋介石羊城两遇刺始末

蒋介石的一生中曾多次遇刺，险些丧命。最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江湖义士王亚樵指使刺客冒充记者，趁照集体相之机“刺蒋”，结果鬼使神差，蒋因故未露面，刺客孙凤鸣只好将子弹射向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地位仅低于蒋介石的汪精卫，蒋介石因此逃过一劫。事实上，蒋介石此前在广州任国民政府广州卫戍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已经两次遭遇刺客。     

“蒋先生为什么不来照相?”

当蒋介石换上草黄色华达呢军装,双手叉在腰上,脸色非常难看地走到刺汪现场,来到躺在血泊中的汪精卫的身边时,陈璧君问的第一句话便是:“蒋先生为什么不来照相?”刺汪时刻蒋介石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这件事真实情况,只有蒋介石、唐有壬(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和我三个人知道。唐在刺汪后不久被刺身死,蒋介石去世也已多年,我现在还活着,是这段历史唯一的见证人。现在我把这段史实写在下面: 1935年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当时我在中央组织委员会工作,我的办公室是在南京丁家桥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楼在钟楼的     

汪精卫在河内遭暗杀始末

1938年,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越南河内通电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了头号汉奸。1939年春,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27号公寓被蒋介石派军统人员暗杀未遂,汪之秘书曾仲鸣做了替死鬼。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当时震动了中外人士。为什么刺汪未能得手,而曾仲鸣成了替死鬼,其中原委,鲜为世人所知。或者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笔者曾是当年此事主要策划指挥人余乐醒的译电员(我与余系甥舅并师生关系),随余去河内执行刺汪任     

“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会谈真相再探

1927年4月1日——5日,刚从欧洲返回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密谈。5日,《汪陈宣言》发表,12日,蒋介石突然对中共及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这些接踵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哪些内在联系?特别是汪蒋在反共问题上是否达成某种默契?这关系到这一时期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对许多问题的评价,不仅牵涉到汪精卫当时的政治态度,也牵涉到武汉政府初期历史的研究。然而多年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不避浅陋,将这段史实重新整理,分析如下。一、蒋、汪算盘各异、分歧难消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过后,在蒋介石操纵下,于5月15日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迫使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张静江、谭延闿等随之瓜分了被迫离粤赴欧洲的汪精     

壮志未酬身先卒──记邓演达殉难前后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青年时代他深受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大革命时期,他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武汉国民政府中,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针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但此时武汉政府中汪精卫一伙,暗中勾结蒋介石,准备与南京政府合流,…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汪精卫女儿女婿:军统刺杀父亲为何失手

<正>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在对日方略上与蒋介石意见不一,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     

汪伪的军权在谁手中

汪精卫政权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虽然没有学过兵法战阵,自有独特的将兵之法,即依靠手中的财政大权,建立和收买自己的军队。因此,汪伪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周佛海手里。 陈公博在１９４０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以政治统治军…     

汪伪政权之怪现象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销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