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建构多元治理范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新的要求。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指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显著优势,发挥着独特作用。依循制度机理分析和治理有效性考量,党的领导、党派参与、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领域优势的深刻意蕴。通过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治国的能力、强化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责任、完善政党协同合作治理国家的机制、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水平等路径,实现将新型政党制度的静态化制度优势精准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动态化实践效能,以此进一步强化并充分释放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治理潜力和强大动能。     

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基于撒尼、傣和哈尼三民族案例的比较研究

以撒尼、傣和哈尼三个父权制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曼春满、曼乍与曼嘎俭村、五棵树与月湖村、箐口和大鱼塘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发展旅游村寨和未发展旅游村寨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横纵向对比分析,探讨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妇女主体意识和自立能力的增强,不断建构起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性别观念。研究将有利于少数民族社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并对男女平等国策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乡村社会协商治理制度化研究——基于绍兴市“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其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形式向现代的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民主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培育,积极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途径。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基层治理视角下公众参与促进乡村振兴策略探析——基于安化县冷市镇大苍村实践

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激速变迁,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已从乡土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几千年的生活和治理模式正变得处处不合时宜,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公众一方面急切地想通过各类途径参与村庄的规划和建设,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村庄规划编制与村庄建设行为越来越规范化法定化,现代乡村已无法用传统的治理方式进行管理。公众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村庄规划和建设成为保障村庄规划实施及监督的一大问题。而随着我国 2021 年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我国对乡村地区发展定位逐步转变为实现乡村振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充分运用乡村基层治理的手段保障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提升变得尤为重要。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

从地理学视角看,乡村治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权力的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本文从当代乡村治理的问题出发,运用领域理论分析明清时期乡村治理中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领域化机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构建的行政领域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乡绅主导构建的社会领域基于乡村特征划定边界和提供公共物品并部分替代了行政领域,其具体领域化机制为家族-宗族-乡族三级治理体系。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乡村治理存在多元领域,行政领域与社会领域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相互补充使乡村治理更有效。乡村治理应注重对当地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培育,同时增强行政领域治理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协调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精英研究进展与展望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乡村精英概念、类型、演变历程三方面讨论的基础上，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的逻辑性，系统评述了乡村精英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的作用机制，并梳理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隐忧。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存在明显的学科“烙印”，研究议题有待丰富。因此，未来研究应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强化多源数据量化研究，立足中国乡村社会实践，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议题。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人工智能+乡村社会治理耦合与实践 ——以"浙里兴村共富"为例

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是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又是对维护村民基本权益和共同富裕需求的回应.人工智能是提升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抓手.文章以F镇"浙里兴村共富"应用详细分析人工智能和乡村治理可以在公共性、规范性和效益性方面高度耦合,从村民参与渠道、村干部绩效考核标准、部门协同自决性、原有制度体系等方面分析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从动态调整...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图景——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调查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应充分动员体制外的资源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本文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实地调查,从完善制度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组织规范社会资本的承续与构建,网络社会资本的共生与整合以及信任社会资本的转换与延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索地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乡村基层政府的系统治理分析

基层政府治理变革必须把握两个系统维度：一个是县乡关系中的系统输出维度;一个是乡村关系中的系统输入维度。从输出维度来看,必须强调的是系统输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输入维度来看,必须确保来自乡村社会各种需求性信息进入系统的组织通道畅通。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在新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使得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均有所变化.本文旨在通过辨析二者关系,总结与梳理乡村治理的演变趋势与现实困境,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