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繁昌明城砖窑址调查报告

1998～1999年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对安徽省繁昌县明代采石场及城砖烧制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为深入研究明代城砖烧制技术、城砖运输等问题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明代山东主要物资运道——山东运河的贯通概述

物资的流通和运输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经济活动,运输的首要条件是运道的畅通。明代大运河是联系南方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军事重心的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山东运河是整个运河的关键河段,在明代的南北物资运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便利的水陆交通与物资的往来运输直接推动了山东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试对明代山东的这一主要物资运道——山东运河的贯通,作一概述。     

明代山东主要物资运道——山东运河的贯通概述

物资的流通和运输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经济活动,运输的首要条件是运道的畅通。明代大运河是联系南方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军事重心的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山东运河是整个运河的关键河段,在明代的南北物资运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便利的水陆交通与物资的往来运输直接推动了山东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试对明代山东的这一主要物资运道——山东运河的贯通,作一概述。     

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

明代庙制建立于洪武时期,以后屡有变革。而藩王继统是引起庙制变革的主要因素,如永乐、嘉靖二朝,尤以嘉靖朝的庙制变革为巨。永乐篡权夺位的政治斗争,反映在庙制变革上首先是永乐皇帝排除建文一系,重构宗庙象征的帝系传承,明代宗庙帝系残缺由此开始;其次,永乐迁都也造成“一国二庙”的双庙制出现。嘉靖时期庙制变革以“大礼议”为起点,持续了二十多年。嘉靖庙制变革包括两个阶段:世庙与太庙并存;兴献帝“称宗入庙”。与此相联系,宗庙形制经历了“都宫之制”和“同堂异室”的轮回。     

略论明代监生的政治活动

明代的统治者为限制监生干政制定了监规、卧碑文、禁令等,监生只能以上书言事、发动学潮等方式来参与政治活动,这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对明代国子监等问题多有探讨,但对监生参政问题涉及甚少,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分析,以期考察明代的文教政策。     

明代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缘由探析

明代都司掌一方军政,在福建有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并存,行都司又于万历年间被裁撤,二者皆属特例,关于其原因,目前尚未有细致的分析。行政建置与地理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明初设置福建行都司的基础和原因正是在于福建以福州、建州为中心的山、海并立特殊地理格局。同时,《敬和堂集》等材料表明,由于明代兵制的变革,巡抚、总兵、兵备道等机构逐步侵夺行都司最重要的军事职能,加之明末福建地方财政困难,致使行都司遭到裁撤。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是明代政区建置与地理形势、制度变革间互动的重要例证。     

明代的道

道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始于秦汉时期。两千年来,随着历史的演变,道的设置及职能亦几经变迁,到民国时期则全部取消。在明代,道的设置是空前的。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全国总计约有二百余道。其中有分巡道、分守道、督粮道、提学道、兵备道、督册道、清军道、抚治道、招练道、屯     

人民大会堂座下的街巷——司法部街旧事

我的家曾经在司法部街,现在它已消失在人民大会堂那厚重的基座之下。司法部街在明代是前、后、左、右、中五军督门;清代则为太常寺所在地,而自民国以来,这条街又为北洋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高司法机关亦驻于此,故名司法部街。雄伟的高法高检大楼(亦简称高法大楼)     

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筑及其地理意义

本文对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二边"和"大边"的修筑时间、地点、修筑者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二边"长城为余子俊督修,时间为成化九年(1473年)三、四月至次年的三、四月之间;"大边"长城则为文贵主持修建,时间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至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之间。"二边"长度为2013里(明里)195步,约合1183.4公里;"大边"长度为1087里(明里),约合639.2公里。延绥镇长城的修筑过程与明代西北边防方略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也间接反映了边地卫所土地屯垦的变化,对研究历史时期陕北长城沿线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范文正公遗像碑研究

范文正公遗像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碑青石质地,身长2.14、宽1、厚0.34米.碑座长1.23、宽0.50、厚0.48米(见拓片)碑分上、中、下三方面内容.上为宋代(?)灏撰、宋之才书范文正公真赞;金代大文学家元好撰问范文正公赞;明代吴县知县冯渠跋范文正公像.中为冯渠所画范文正公像;像右侧有明代“钦差提督、监察御史谢廷杰立石”等字样;像左侧署名“长洲县知县邓鹤,吴县知县冯渠镌石”等字样.下为明代范仲淹的十六世孙范惟一“谨奏建并识”、“十六世守祠孙范以益、十七世主奉太学生允恒重督镌”等字样.整个碑由“郡人吴应祁刻”.该碑记有两个年号:“识”于万历元年(1573),“刻”于万历十三年(1585).     

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的分区及特点

本文尝试对全国已发掘的明代品官墓与平民纪年墓的分区和特点进行研究。初步将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分为南京、东北及中原、西北、湖广、西南、东南六个大区域,并认为其有着地域、时间、家族和对前朝墓式的继承与变革等方面的特点。     

明代的"白牌"

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白牌"是指白色的木质"信牌",其作为一种官文书,广泛用于催督公事、拘提人犯、传递政令,同时也是使用驿递的凭证。明代中后期,随着纸牌、信票及火牌、火票的广泛使用,"白牌"的使用范围逐渐减少。入清代以后,"白牌"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行政事务中,"白牌"被纸质的信票、宪牌取代;在驿递中,"白牌"被"火牌(票)"取代。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明代戏曲文乐关系研究现状及思考

文与乐是戏曲研究的重要方面,不同时期文乐关系的变化,引发了戏曲从业者与赏剧者间的大讨论。明代戏曲文乐关系以“沈汤之争”与魏良辅戏曲改革为主线,逐步由“填词入曲”向“依字行腔”变化发展。明代以来对戏曲文乐关系的研究,既有戏曲理论的探讨,也有戏曲表演的实践,在有关研究中,诸多关于戏曲创作、戏曲美学的表述,其核心本质也是关于戏曲文与乐的观点与讨论。受明代戏曲史料、“口传心授”传承方式及记录方式等方面的局限,当下我们无法真正还原明代戏曲,但从作品入手,通过分析文乐关系进而理清当时的戏曲发展脉络,对研究明代戏曲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成都市温江区明代梁万钟墓志铭考释

梁万钟是明代成都府温江县著名仕宦,与同时代的任汉并称为温江的"两督堂"。作为明代温江最具代表性的科举人物,梁万钟与其孙梁祖龄一起,给温江留下了以"鸡鸣读书"为代表的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不足,历本温江县志、成都府志及四川通志对其人生履历、任职经历等记载有限。通过以新公布的梁万钟墓志铭为研究对象,结合梁万钟任职地的方志材料,可初步厘清梁氏家族谱系,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并通过详实地考证明代温江进士梁万钟的宦途行状,丰富了历史细节,重塑了一代名宦梁万钟的生平,也纠补了传世文献对梁万钟记载中的缺失和谬误。同时,这方梁万钟墓志,还揭示出温江梁氏家族与新都杨氏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丰富了新都杨氏家族研究资料。     

从地理文献看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以表现方式和取材方法为主,结合现代学者对古代地理文献类型的划分以及明代的具体实情,可以将明代的地理文献划分为传统地志类、广义游记类、西传地理文献类和舆图类。它们在明代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虽然都是地理文献,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诸多差异。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清朝首次“漕粮海运”与护航将领关天培

正晚清民族英雄关天培,45岁那年,曾有过一段"敢为天下先"的"漕粮海运"督押粮船经历。他的这段经历,又同清朝中晚期朝野上下漕粮河运还是海运的政策争论密不可分。见微知著——从关天培督运海运一事,我们或许能看到古老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近代文明的蹒跚和艰难,正如古语所云:知易行难。漕粮海运:艰难的抉择"漕"是水道运输。《史记·萧相国世家》:"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     

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的归宿

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的归宿王建光传统的儒家学子,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如韩愈、柳子厚、白乐天、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以其学子入政在历史上留下令人注目的一页。可是明代的学人却不以之为然。他们对社会有一种复...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的内阁票拟进行了多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着重讨论了票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程序,内阁制度趋于完善和首辅制度形成后票拟权的流向与延伸,以及其与明代政治中枢政权结构的关系。票拟是明代内阁的基本职责,是阁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权力象征,亦是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公文处理的重要环节。内阁票拟权的基本属性是对皇权的依附性,票拟的出现及其制度化使以内阁制取代丞相制度的明代中枢政权结构发生改变,成为有明一代政权系统中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之间调合的主要方式。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