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协定和美国的远东战略

1945年2月11日,在欧战行将结束前夕,美、苏在安排战后世界的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签订了划分远东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规定,将中国的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旅顺港由苏联租用为海军基地;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苏联的优越权益必须给予保证;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划归苏联;维持外蒙古的现状等。以此换取苏联在战胜纳粹德国之后二、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并表态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古结谅子《日清战争中的日本外交:围绕东亚国际关系的转变》简评

日本学界对甲午战争外交史的研究起步甚早,成果也颇为丰硕.1902年出版的巽来治郎《日清战役外交史》①可谓学术性研究的开端.此后,二战之前的信夫清三郎《日清战争:对其政治、外交的考察》②、田保桥洁《日清战役外交史之研究》③,战后的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之路》④,都是专论这一问题的优秀论著,尤其是高桥著作的厚重细密极大地提升了甲午战争外交史的研究水准.⑤不过,以往学者对此的兴趣大多集中于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上述信夫、高桥两书皆写到开战为止,与其说是甲午战争外交史,不如说是甲午战争开战史更加贴切.至于对战时外交全面深入的探讨,还比较欠缺.     

20世纪20—30年代东沙群岛海产纠纷案新探——以中国海产商人与日本渔民关系为中心

20世纪20—30年代的东沙群岛海产纠纷案中,中国海产商人与日本渔民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大部分时间内主导着东沙群岛海产的命运。由于能力的差距,中国海产商人初期选择与日本渔民合作,但因为中日关系的变化,双方的合作不能持续下去,中国商人与盗取海人草的日本渔民的冲突增多,造成了中方人员的伤亡与财产损失。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保护情况下,中国海产商人为了生存,在与日本渔民抗争的同时也尝试着进行妥协,但双方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多国解密档案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例

<正>近年来学界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以及研究者对这些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密不可分的。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研究,极典型地诠释了多国解密档案对学术创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系统整理中国、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并基于这些档案的解读和运用,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演进,特别是中印两国围绕西藏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斗争,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的     

薛俊的日本观——以第一部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考略》为中心

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薛俊的日本观则是明代日本观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主要从日本人、寄语、朝贡等方面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他对日本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代表着浙江人日本观的较高水平。     

伏羲女娲与日本神话——以巡绕合婚为中心

通过考察中国古典文献中“天道左旋,地道右周”、“雄左行,雌右行”等左右思维方式,并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采集的资料,以及借助敦煌写本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巡绕合婚类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日本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巡绕合婚神话深受我国伏羲女娲巡绕合婚的兄妹婚神话影响.     

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

1937年底至1940年初,日军攻陷华中后,宣抚班随即开进各县实施宣抚。时宣抚班一班虽仅数人。却在日军警备队协助下,利用地方伪组织,控制着一县几十万的中国人,成为汪伪政府成立前华中沦陷区的最高统治。本以太仓县为个案,揭示华中宣抚班的具体运行机制。     

论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与战后经济体制的关联—以组织与市场结合为中心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有关日本经济体制的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课题,人们愈加注意到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与其战前的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特别是其战时推行的统制经济,对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影响深远。本文拟从战时统制经济与战后经济体制的连续性入手,以组织与市场的结合为中心考察战时统制经济与战后经济体制的关联。在经历了战时统制经济之后,战前与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特征时,我们又可看到以下种种观点。1967年《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指出:“日本不是欧美式的自由…     

抗战时期日本当局对马步芳的秘密调查活动——以日本历史档案资料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阻断苏联与中国的联系,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回回国",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渗透力度,派遣特务刺探情报,拉拢、利诱回族上层人士.1938年、1939年日本外务省和"驻蒙军"分别派人潜入青海,对回族军阀马步芳开展了秘密调查及拉拢活动.马步芳对日本的策动和拉拢活动采取了敷衍、不...     

甲午战争与日本军用汉语热探究——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为中心

甲午战争时期,近代日本社会出现了首次全国性汉语热,主要表现为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以及出征部队对汉语翻译的大量需求。此期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纯军用""准军用""纯语言"三种类型,反映了当时日本军部对甲午战争的精心策划与充分准备。这些军用汉语教科书虽成为日军战事顺利推进的隐形武器,但由此带来的畸形的汉语教科书出版热却令人深思。     

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清前期的有限开放——以贸易关系为中心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清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形势,比明代中国所面临的更为复杂。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问题,虽经学术界长期讨论,尚多分歧。通过对曾被视为清代中国封闭性突出表征的若干历史节点进行分析,作者指出,清初海禁、迁海政策是以军事战略为主要出发点的政策,非以遏止对外贸易为目的,且不持久,并不能表示清朝前期以闭关锁国为国策;康熙开海之后约一个半世纪间,中国海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和规范化程度都超过了明代的水平,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发展期。清朝将朝贡与贸易视为两事,各有规则,且不接受自由贸易原则,这与其对当时欧洲商业扩张与殖民扩张并同推进策略的警觉密切相关;所谓一口通商是夸张说法,当时其他海关依然运行。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受挫的关键不是礼仪争端,而是清朝没有满足英使带有在华殖民企图的诉求,其后中欧贸易也并没有停止。清朝政府对中外贸易积极干预,其中兼含限制、规范、鼓励举措。就主流而言,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全面开放,而是有限制的开放。     

试析岸信介内阁的外交政策——以亲美疏华政策为中心

岸信介内阁时期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中国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岸信介为与美国政府达成安保条约的修订,极力将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可靠盟友,将对华政策居于次要地位。笔者认为岸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破裂是岸信介亲美疏华政策的必然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近代日本与广州间的国际贸易——以日货贸易为中心

20世纪初期,近代华南海域贸易中的台湾贸易网络迅速壮大,并与既存的香港贸易网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即使在香港贸易网络的传统腹地广州,也受到来自台湾贸易网络的冲击。然而,穗港一带的广东商人们却长期通过香港吸纳日货进口,并牢牢掌握日货经香港转运至广州及在广州市场销售的贸易环节,成为日货行销广州的主要推手及受益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广州抵制日货运动与香港日货对广州走私贸易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对广州的贸易活动陷于停滞,广州的日商势力也奄奄一息。而广州的日货贸易与日商势力间相互分离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为止。     

日本历史地理学家略论——以京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中心

<正> 一 绪论 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流派。这种情况不仅局限于日本,中国和欧洲也是如此。一种流派是历史学者从其自身研究需要出发,去阐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种研究往往首先着眼于确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以及复原过去王     

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以“文化政策”为中心

一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 ,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时代史”和“蒙古帝国史”的研究 (参看森田宪司 :《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 ,《东方学报》第 73册 ,2 0 0 1年 ,第15 8页 ;堤一昭 :《东亚 (中国———五代、宋、元 )》 ,《史学杂志》第 10 9编第 5号 ,第 2 15页 )。 2 0世纪 90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仍在逐步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 ,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