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出土西汉器物铭文官名考

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两广地区西汉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不少带有铭刻官名的器物。对这些器物上所铭刻的官名,作补充考释如下。家啬夫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二号墓中,出土有“家啬夫印”封泥一枚,篆书“家啬夫印”四字①。“啬夫”作为一种官名,其起源甚早。《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说明夏代开始就有“啬夫”这一官名。《仪礼·觐礼》云:“啬夫承命告于天子”;《管子》云:“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战国策·魏策》亦云:“因使其舍人为见者啬     

南越国史研究概述

南越国史研究概述王川南越国，系公元前２０６年由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趁秦未天下大乱据岭南而建立的地方政权，至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为武帝所灭。南越国共历赵佗、赵胡（南越王墓出土资料表明应为“昧”）、赵婴齐、赵兴、赵建德五主，长达九十三年。南越国是岭南历史...     

关于番禺

自东吴以前,广州称为番禺,这是公认的实事,出土文物为之证明的,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蕃禺”铜鼎,以及有“蕃”铭文的一批铜器;广州西村西汉墓出土的“蕃禺”漆盒;以及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石刻文字：“蕃”;另外,还有广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蕃”铭青铜器等。     

南越王墓墓主问题

1983年发现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是中国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该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引起了南越国历史文物研究的热潮,其墓主问题也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西汉南越王墓》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学术界基本确认墓主赵昧为南越国第二代王,即《史记》、     

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胡说补证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胡说有两个重要的文献证据,即<史记·南越列传>所载赵佗"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和南越国"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但对此有不同意见.通过对有关史料记载作深入的分析和验证,可知"至建元四年卒"的记载无误,建元四年确系赵佗卒年;南越国"五世"确系指有五主,即赵佗、赵胡、赵婴齐、赵兴和赵建德.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眛即为赵胡的结论可进一步肯定.     

从南越王墓看西汉南越国的医疗观念

本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随葬药物、药具等文物资料为主要依据,探讨了西汉时期南越国的医疗文化观念,认为当时存在着以巫为主、医巫并存的现象,且“巫”对于南越社会的影响更甚于中原;另外一个明显特点是受到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医疗理论的影响,南越国最高统治者也尊崇方术医学。     

广州南越王墓中的南越王国

1983年南越王墓的发现,是岭南考古的重大成果,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千余件。史书中关于南越国的记载较为简略,南越王墓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本文试从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出发,探讨墓中所反映的南越王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     

邺城遗址周边所见东魏北齐墓志辨识

目前,学界对部分邺城遗址周边东魏北齐墓志出土地点的记述不一,将志载墓主下葬地点与前人记述的出土地点相对照,可以判明墓志的出土地点,并可得出以志载墓主下葬地点推断墓志出土地点的标准：志载葬地为“邺西北X里”且X大于等于5,或有“魏之西陵”“武城之北(西北)”“漳水之阳(北)”“紫陌河之阳(北)”等语,其出土点当为河北省磁县;志载葬地有“邺西南”“野马岗”或“西门豹祠西(东)南”等语,则出土点当为河南省安阳县。     

南越王墓里的小人物

<正>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墓葬,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石室墓。该墓未被盗扰,出土1000余件(套)文物。其中,具有人物形象的器物共13件,分布在东耳室1件、西耳室4件、主棺室     

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

江苏省徐州在西汉时期为诸侯国楚国的封地,历年来诸侯王墓屡屡发现,如龟山西汉墓、北洞山西汉墓、后楼山西汉墓等。本期又刊布徐州地区两处诸侯王墓的资料。其一为刘埶墓,位于九里山的簸箕山。墓主腰下出土了龟纽金印,印文为“宛朐侯埶”,表明墓主的姓名、身分。刘埶为刘交的第六子,地封宛朐,景帝三年曾参与了“吴楚七国之乱”。墓内出土的金印、金带扣、人物画像铜镜均为西汉文物的精品。第二处为韩山西汉墓,墓葬两座,一号墓出土了玉印,根据印文,墓主为“刘(女宰)”。墓内出土了精致的玉器,600多枚各种形状的玉片可以复原成一件由头、手、足三部分构成的玉套(玉衣),其形制与西汉中期以后遮蔽全身的玉衣有所区别,可视为玉衣的早期形态。     

古越雄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武备赏析

正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目前所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墓主人为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该墓出土有1000多件套10000余件文物,其中,兵器武备类文物数量多、种类全,且短兵器、长兵器、远兵器及防护武备均有涉及,为我们了解南越国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西汉张汤墓发掘简报

2002年4～10月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为配合西部大学城建设 ,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进行考古发掘 ,清理古代墓葬数十座。其中M20为斜坡墓道土洞墓 ,出土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器和铁器。墓中出土2枚铜印 ,一枚印文“张汤”、“张君信印” ;另一枚印文“张汤"、“臣汤” ,应为墓主之印。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等特点 ,以及文献中有关记载 ,M20的墓主可推断为西汉时期御史大夫张汤。     

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小议

四川茂县牟托石棺一号墓从墓葬规模、随葬器物数量和奢华程度等方面来看,均属第一.关于该墓的时代、文化因素、墓主族属,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其中墓主族属应为最主要的问题.该墓的石棺顶部放置1件青铜罍和1件甬钟,而罍、钟为蜀文化最重要的礼器.另,墓中出土小彩石亦为蜀文化所特有;“尚五”、“享五”似为蜀王特权,不能以该墓随葬器物中不见五件一组的成套组合,就否定其为蜀人墓.     

南越王墓出土五色药石研究

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墓主为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其墓中西耳室出土有一套名为"五色药石"的器物。该器物包括五种成分:紫水晶、硫磺、雄黄、赭石、绿松石。它们是否具有药性?是治病的凡药还是害命的毒药,抑或是时人求长生之"仙药"?本文试图从五色药石的原料成分、埋藏情况、秦汉史料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五色药石应为汉初南越国人治疗虚寒之症的药物,有一定毒性,不可久服多服,它并非汉代人追求长生不老之"仙药"。此外,其成分中的紫水晶颇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     

从马王堆3号墓出土地图看墓主官职

马王堆3号墓出土地图3幅,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自1974年以来,有关专题论文已达30余篇,但以往研究的重点偏于《驻军图》。笔者以为,这3幅地图是一个整体,它们对于确认墓主的身分,对于认识汉初中央、长沙国、南越国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并且还可类推出地图制作的先后时间。一秦汉的地图分为三大类:舆地图、军陈图、都市宫寝图。自马王堆3号墓发掘后,目前发现的只有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和5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因此我们认为,秦汉乃至古代,以地图随葬极为罕见,随葬地     

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

南越国是西汉初年赵佗在岭南创立的地方政权,南抵越南北部,都城番禺,历时5世93年。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南越国时期的3座墓葬中发掘出土夫人印6枚,其中4枚发现于广州南越王墓,另外2枚分别发现于广西贵县罗泊     

舌族探微——1933年安阳薛家庄殷墓稽考

20世纪30年代,安阳薛家庄殷墓被盗,出土一批舌铭铜器,可惜这批铜器先后流散,至今分散于海内外多家博物馆,有的甚至不知所终.董作宾先生曾作<王孙舌考>一文,对此墓进行考证.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对薛家庄殷墓的墓主、出土铜器的时代、族属性质等问题进行稽考.     

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

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被盗出土的铜器群,是本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也是楚文化研究之启端.由于它是王一级的大墓,且有数十件有铭铜器,所以至今在考古学上和楚文化研究方面仍未失去它的学术价值.中外有关学者,对这一铜器群也尚频频关注.该墓器物出土后,即有“墓葬”和“窖库”两说.1934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派李景聃、王湘两位研究人员赴寿县朱家集调查,于1936年发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窖库说,为墓葬说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依据.既是墓葬,墓主又是谁呢?在30年代,学者们多以器铭考释,认定墓主.如唐兰认为,器铭中的“楚王(今酉)肯”即考烈王熊元,“元、肯一声之转”;“楚王(今酉)(干心)”,即楚幽王熊悍.马衡亦主“(今酉)肯”为楚考烈王说.郭沫若则认为“(今酉)肯”、     

羊子山地区考古的几个问题

成都羊子山土台的石璧制作工场遗址的年代早于土台,为西周之初。石璧工艺可追溯至三星堆文化。羊子山172号墓和洪家包西汉墓出土的遗物,说明了汉承秦制及汉承秦文化的相关问题。羊子山1号墓和昭觉寺砖石墓中出土的“双阙”画像图,不能视作墓主身份的象征。“高裸”与“秘戏”画像虽同形,但却异意,不能混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