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新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回忆史料表明,召开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首先由中共提出来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莫斯科宣言》则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同时,这次会议也反映和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特别是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传统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因而使其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中）

中苏论战是由中苏两党裂隙的加深而逐渐展开的。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策划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接着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与中共的交锋,以及在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活动中和中共的冲突等,对中苏公开论战作了有力的铺垫。     

邓小平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

196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出发之前,9月13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家中开会议论中苏两党会谈     

1964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矛盾激化。但在1964年时因赫鲁晓夫下台,中共认为有了令两党两国关系出现转机的可能,为此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然而这次访苏是一次地道的踏雷之行,其结果是彻底终结了两党的关系,并成了中苏两国高层领导最后一次的集体会面,导致中苏关系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25年之久。《1964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一文披露了经过。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下)

二在５０年代末,中国外交所遇到的挑战不光是对日工作的困厄,而且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从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内外政策等诸方面出现原则性分歧。苏共突然批判和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必然给长期尊称斯大林...     

邓小平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

一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那时,邓小平56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个子小,但是肩宽体阔,精力充沛。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毛主席家中开会议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们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认为这两种     

邓小平与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20世纪60年代,我多次给邓小平当翻译、跟随他到莫斯科出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等.     

中共代表团与1960年莫斯科会议

1960年10月～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是在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攻击,随后又在一个月内撤走了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中断了援建项目。把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     

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详情请读《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中共代表团与一九六零年莫斯科会议

1960年10月～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是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召开的。特别是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随后又在一个月内撤走了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中断了援建项目,把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使中苏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     

中俄解密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曾四度与他进行会晤。这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作为中苏两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他们年龄相仿,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交往给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邓小平七会赫鲁晓夫

邓小平一生中八次到苏联,其中七次都是与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打交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逐渐产生分歧,进而在60年代演变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中断和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为加强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邓小平往返于中苏两国,以其聪明的才智,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苏论战中,邓小平作为中方主帅之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书讯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沈志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50万字,55.80元本书共分四卷,四位作者均为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第1卷“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由杨奎松撰写。本卷一方面记述了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到蒋介石国民党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与苏俄(联)及共产国际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第2卷“同志加兄弟(1949—1959)”由沈志华撰写,所述为此十余年间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史。这个同盟始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终结于50年代末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显露、莫斯科…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八一宣言》发表的台前幕后

《八一宣言》是一个重要文献,但它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莫斯科发表的。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应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历史考察

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交涉和谈判经历了艰难的历史过程。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苏两党领导人就开始试探地交流有关包括中长铁路在内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问题的看法。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苏联将中长铁路归还中国。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对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谈判过程,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中一些重要史实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其中主要有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关于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台的问题;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是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者。这场论战不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