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宫城概说

中国古代宫城概说李锋宫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是历代王朝的“卫君”之所,成为国家王权的象征,而且它在都城内所处的位置,直接影响着都城的布局。迄今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各个历史时代的宫城遗址,为研究它的产生...     

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我国考古学由于自身的发展,由于姊妹学科参与研究考古资料和国外考古学信息的不断传入,拓宽了视野,从而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需要从看来似乎已得到共识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检讨入手,澄清思想,探求出接近事实的认识,从中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一考古学属人文科学范畴,是历史学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当是目前中外有卓识的考古学者的共识。为了搞清楚什么是考古学,则需要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类问题谈起。历史,希腊文意为关于已知之事及经过     

中国古代采矿工程技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采用矿山考古、模拟实验等方法,对中国古代采矿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系统论证后,得出三个论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采矿工程技术的历史进程,可分为萌芽期(史前时期)、形成期(商代中期)、初步发展期(西周时期)、创新期(春秋至战国中期)、充实提高期(秦汉至元代)、全面发展期(明清时期)这六个发展阶段。二是中国古代采矿工程技术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并具独特的发展体系,其多种技术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古代各种社会要素的综合。三是中国古代采矿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和综合的“和”的技术观,“和”明白地表述了采矿技术观的本质特征。     

关于水下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的水下考古学的出现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则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引入。目前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处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转变的关键时期,本文重点讨论了水下考古学的定义、水下考古学理论建设、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等几个水下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若干初步看法。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对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针对性地分析。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体育起源新线索的分析、球类资料的发现与古代的球类运动、兵械拳术的演变与古代武术的发展以及养生技术的进步与养生体育体系的形成等。从一系列史前时期的考古发现所反映出的原始竞技、舞蹈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人们的身体练习已经成为包括体育在内的具有多种意义的重要社会活动。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以蹴鞠（足球）、马球、捶丸（高尔夫）、武术以及保健养生等为代表的体育活动形式．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并在人类体育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考古发掘或传世之遗物或遗迹中的体育文物为母体．对古代体育史进行实证性的分析、探讨．以揭示古代体育各类运动形式之发展演化的规律,将是我们体育史学工作者和历史及考古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中地区史前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中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起步较早,而且成果突出,如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在我国动物考古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性的意义①.目前该地区已积累的动物考古学基础资料比较丰富,专门作过动物骨骼鉴定研究报告的史前遗址就有临潼白家村②、零口村③、姜寨④、康家⑤、西安半坡⑥、扶风案板⑦、宝鸡北首岭⑧、关桃园⑨、福临堡⑩等,这些材料涵括了本地史前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定义与概况：“汉学”和“中国学”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相同,旧式“汉学”强调用１９世纪研究希腊、罗马的文献批评原则解读中国文献,承认中国文化比较独特,不能完全用西方概念理解;“中国学研究”则用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中国,试图象经济上的全球一体...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

在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前辈学者进行了中国占代兵器史研究的开拓工作。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多方搜集资料,著文论述。例如马衡先生的《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有《占兵》一节,王献唐先生有《甲饰》一文,等等。特别是周纬先生,他收集了当时已发掘出土的资料,以及中外博物馆的藏品,结合文献进行分析,力图写成中国兵器     

中国古代城阙的考古学观察

中国古代城阙至迟到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根据其平面形制可分单阙、双阙和三出阙三种类型.城阙最初具有防卫功能.随着时间的发展,春秋时期城阙已有等级上的区别,成为标识身份的礼仪象征.     

简析中国古代城防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古代城防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属于军事考古学的范畴,它的研究理论基础包括系统论、中层理论、场域理论和历史想象,其研究方法是以考古类型学与聚落考古为基础,采取多学科交叉,并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及重视"长时段"的分析研究;它的研究问题涵盖历史分期、遗存的选择、防御模式与时空差异及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等,这对于促进军事考古学的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军事文化遗产的开发以及对当今国防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即因山为陵、陵区制和堪舆理念。因山为陵本意在于利用山体或高地进行埋葬,墓穴有竖穴和横穴两种类型,竖穴型定型于秦始皇陵,对东晋南朝、金帝陵有一定影响;横穴型定型于东汉帝陵,被西晋帝陵和唐陵所继承。自战国时期确立的独立陵园制,至汉晋时期发展成为陵区制度,体现皇权与中央集权的对立统一格局,以及“家国同构”的核心价值,宋以后集中陵区成为一种制度。堪舆理念对帝陵选址的影响大约从南朝开始逐步加深,至明清成为多种“趋利避害”理念的混合体,其中唐宋时期帝陵所用堪舆术与民间分野明显,反映出强化皇权统治的政治诉求。     

邯郸古代城市研究的几个问题

对邯郸古代城市问题的系统研究,首推侯仁之先生于70年代所撰写的《邯郸城址的演变与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此后20余年间,很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1987年9月在邯郸召开的首届全国赵文化学术讨论会,极大地推动了邯郸古代城市文化研究的深入。之后,《赵国历史文化论丛》、《邯郸简史》、《邯郸历史与考古》、《三千年春秋话邯郸》等专著和一大批专题学术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不仅是对这一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邯郸古代城市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考古学断代

冯继仁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考古学断代一文,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将有关的木构建筑考古资料——纳入各时代建筑发展体系中重作衡量,主要针对作为考古学断代两大依据的斗栱和梁架进行特征总结,值得一读。董高将公元3～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的马具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后三者的马具受到了慕容鲜卑马具的影响。并就文化交流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有关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史前陶器为例,拓展了陶器研究中的新视野：指出陶器并非只是生活用品或文化序列的标志物,它与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要真正全面了解陶器所潜藏的各种古代文化信息,就必须首先寻找获取信息的新途径。就史前陶器而言,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已不能满足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而自然科学技术、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则是有效地获得材料的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方法体系的陈旧比考古理论的滞后更加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古代印度社会几个问题

研究古代印度社会,资料象是浩瀚,但信史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几乎任何论断都难以找到充分而可靠的论据。本文所探讨的几个问题,同样遇有此困难。因此,所论力图从史实的整理和鉴别出发,在此基础上谈一点看法,但有的问题暂且还只能表示一点倾向性的意见。在这里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也是在东方社会史的论战中所常常涉猎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所持的任何观点,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大论战的漩涡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虽局限印度,但它会有更广泛的意义。     

古代婚姻家庭中的几个问题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对它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人类婚姻家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并不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婚姻和家庭都经历了顺序相承的几个发展阶段。摩尔根建立的理论体系     

日本古代墓志的考古学研究

墓志是埋入墓中记录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一般多刻于石上。中国古代墓志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流行,隋唐志盖相合,遂成定制。日本古代受中国影响也有墓志。本文首次将日本出土的十六例古代墓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形制及内容进行了梳理评析,以期通过此项研究,进一步深刻理解中日古代丧葬制度的互动与交流。     

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一) 起源试探北京是世界同名的古城,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的叫做薊,以薊为中心而最早兴起的一个奴隶国家就是燕。根据古代传说,薊或燕国,乃是周武王所始封。但是始封的事实,古籍所载,很有出入。有的说受封的是黄帝之后,封地在薊。有的说受封的是召公,所封为燕,或称北燕。后来又有人说,召公也就是黄帝之后。但是也有人认为黄帝之后始封于薊的已经绝了,到成王时,才又封召公于薊,是为燕国。更有的说召公始封,乃在北平无终县,叫做燕国,因燕山而得名。后来燕国势力逐渐     

关于岭南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

本文想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主要讨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石峡文化的属性,文中也会涉及到其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及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第二想就沙丘遗址有关现象谈些粗浅看法。一、关于石峡文化的属性在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这时期存在两种返然不同的文化遗存：一种是以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另一种是以石峡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笔者认为,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着的是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二种考古学文化,他们分别代表了广东以稻作经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