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红枪会产生的原因及对当今的启示

20世纪初期,红枪会的产生是中国军阀政治在基层农村的表现,也与当时北方农村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农民落后的迷信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分析红枪会产生的原因,对于今天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20世纪初期红枪会的原因及对当今的启示

20世纪初期,红枪会的产生是中国军阀政治在基层农村的表现,也与当时北方农村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农民落后的迷信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分析红枪会产生的原因,对于今天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近代德州区域的“红枪会”

民国时期,由于匪乱猖獗、军阀混战等原因,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便应运而生。鲁西北的红枪会多集中在德县、陵县、夏津、禹城等地。他们的目的是"积极御匪,消极御兵"。其中,德县和陵县红枪会在山东发展比较早,几度较为活跃,影响也比较大。鲁西北地区的红枪会既有抗击军阀、土匪,保卫家园及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等积极作用,也存在危害地方、滥杀无辜等落后性。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红枪会

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压迫,曾揭竿而起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红枪会,就是这种反抗斗争的组织形式之一。 一 红枪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初是农民为抗捐抗税,反抗军阀的暴敛及土匪败兵的骚扰而组织起来的半武装自卫团体。其     

“胶东王”刘珍年覆灭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这些赳赳武夫中,刘珍年（字儒席）可谓一个“异类”。     

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

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陈蕴茜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时期,传统家庭制度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在城市,传统家庭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逐步走向解体。本文着重剖析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读《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

《变动时代的乡绅》首次较系统地考察了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制变革和乡绅变迁,以乡绅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甲—自治—保甲—"村选"政治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乡村绅士也在权力变动的过程中蜕变、分化以至消亡,随着绅士的离村和基层政权日益痞化,乡村社会陷入日趋崩溃的境地,并成为酝酿社会革命的温床。同时,该著作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包括区域性案例研究后的宏观解释,实证研究中的思辨追求和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而该书呈现出来的共性问题也有助于继续拓展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空间。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

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郭晓平民间枪会组织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独特产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鲁西、豫北、冀南为中心,遍及晋冀鲁豫苏皖６省结合部的广大地区,枪会组织迅猛扩张,一度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本文拟从抗日战争时期枪会的兴亡...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