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1950年全国侨眷福利会议与福建省侨批业的管理

建国初期,福建省政府遵循新中国政府对侨批业"团结与管理"的政策,采取措施试图将侨批业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并未能达到目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剧了侨批业管理的难度。1950年8月新中国政府召开华侨眷属福利会议以解决侨批业管理的相关问题,此次会议的召开成为福建省侨批业管理的转折点,会议后福建省政府初步实现了将侨批业纳入管理的目标。     

广西容县侨汇庄的经营模式及网络初探

论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广西容县“侨汇庄”的产生、发展、演变、经营模式及网络建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容县的侨批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发展较快,至抗战时期处于低潮,而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则是发展的兴旺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容县的侨批经营机构也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过程,不过经营的规模与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20世纪70年代初,广西的侨批经营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亲缘性与乡缘性的经营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网络,是包括广西侨汇庄在内的中国民间侨批机构的共同经营方式。亲缘式与乡缘式经营不仅是中国民间侨批业内部管理与协调的需要,而且还是族群应对竞争威胁的自我保护措施。     

梅州客属地区的水客与侨批业述略

侨批是指海外华人华侨寄回国内的简短家书和汇款,经营这一行业的民营机构就称为侨批局;水客是替海外华人华侨带钱带物的个体从业,其产生的时间要早于侨批局,批局是在水客业的基础上发展而产生的。侨批是侨乡特有的事物,近年来,随着大量的侨批实物的被发现,使得这一侨乡特有的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兴趣,     

1946-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

194 6- 194 9年间 ,国民党政府为内战需要 ,加紧控制侨汇业。但是由于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剧烈 ,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人民财富 ,采用不合理的外汇汇率政策 ,因此引发大规模广东省侨汇逃避现象。海外华侨汇往广东的侨汇纷纷通过外商银行、民营侨批局、钱庄、银号等机构流入黑市 ,使国民党政府外汇收入大量流失 ,财政困境更无法解脱。     

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

1860年,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汕头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沟通海外与整个韩江流域的枢纽港,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繁华的都市,吸引了海内外商民在此经营和居住,专门服务海外华侨和国内侨属的侨批业的发展引人瞩目。海外大量侨汇输入国内,对汕头埠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当时较多的侨批业机构聚集在"四永一升平"街区这一商业中心,这种分布整体上呈现了城区范围内的人居变化,反映了侨批业经营网络与汕头商民的籍贯、房地产投资以及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     

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

华侨汇款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和国内广大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其管理政策也长期是国家任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但1957年"大跃进"开始后侨汇却一度受到"左"的社会运动影响而不断减少。为提升侨汇收入,国家不仅一再重申侨汇的重要性,而且还在增加侨汇物资供应、避免侨汇遭受侵犯、提高侨批业经营积极性等方面制定     

论侨批的起源

国际著名学者、潮州学倡导者饶宗颐博士,是世界上侨批文化研究之首倡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还非常年轻的时代总纂《潮州志》时,便高瞻远瞩、慧眼卓识地别开旧志之生面,特地从《潮州志·实业志·商业》中首辟《侨批业》条目,对侨批的“起源、沿革、业务、同业商号”作了全面的秉述,为后来的研究者辟开～条学术的新路。作为一种行业,侨批是出国谋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乡）赡养胞亲和事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汇款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作为～种文化,侨批却是一种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交感为纽…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47—1950年印尼三宝垄华侨侨汇初探——从李芝敏的12封侨批说起

侨批又称番批,就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母国,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的汇款。作为一种行业,它是出国谋生的华侨寄回家乡赡养胞亲和粜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渭“汇款家书连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化,侨批却是一种以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递播为外象,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综合性、流动型化形态。关于侨批的学术价值,国学大师饶宗熙教授曾说过“侨批等于徽州契约,可以和它相媲美”。侨批相关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化的发展变化情况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批封或侨信里,是我们研究华侨、侨乡、我国及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化的重要史料,是亟待开发“富矿”。     

新中国华侨捐资兴学政策演变及其特征

受私有制、资本主义及外资利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困扰,也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侨情等客观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华侨捐资兴学政策一波三折。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级政府才正式出台了鼓励华侨捐资兴学的政策,之后这些政策又因种种原因,在实践中未能持续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华侨捐资兴学政策重新步入正轨,并体现出注重保护捐赠人、制度化特征明显、地方先行先试等特点。     

建国初期美国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内幕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学生有感于祖国的繁荣昌盛,掀起了一股回国升学的热潮。国民党集团为了“反共复国”,也极力劝诱侨生赴台升学,但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积极介入华侨学生的升学问题,并使之染上一层浓厚的冷战色彩。本文主要依据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美国政府的有关原始档案,分析美国政府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背景和动机及其制定的计划、采取的措施。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政策和措施对华侨学生的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遏制中国”的野心并未得逞。     

从广交会看两岸的经贸关系(1957-1991年)

广交会是大陆开展对台经贸工作的平台之一。创办之初,广交会主要通过在香港的台湾办庄和台商开展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通过海外侨商开展对台经贸工作。改革开放后,大陆积极发展对台贸易,台商间接参与广交会。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为台商直接参与广交会创造了条件。总结广交会台商工作的政策沿革和实践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进两岸经贸交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借鉴意义。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期间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之研究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近代侨汇档案,集中考察了1939年6月汕头沦陷后,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的成因、成效及局限,进而分析其对华南抗战的作用及贡献。研究显示,抗战期间汕头的陷落,是广东省银行沟通这一汇路的重要契机;其自身所具有的经营特色和优势,是其能够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而海内外各方则是促成汇路沟通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发展壮大,并惠及数百万潮梅侨眷生计。同时为厚实国家外汇储备及赢取华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其海外拓展的政策,英、法、荷等国在南洋属地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英、美对中国资金的封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吸收侨汇的成效。     

略论二战以来老挝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华人在老挝一向安居乐业。二战以后 ,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1 975 -1 986年 ,老挝当局在越南政府排华政策的影响下 ,基本上铲除了华人赖以存在的经贸根基 ,大部分华人离开了老挝。当今的老挝华侨华人社会 ,无论在经济基础和籍贯结构方面 ,基本上都不是历史上华侨社会的延续 ,而是由少数留在本地的华人、 80年代后期回归的华人以及来投资的新华侨重新建构的。当前 ,老挝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商贸活动 ,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但尚少有政治诉求。     

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

论文从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的形成、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下的社会调适等方面,对战后四邑侨乡社会重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的婚姻挤压是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时期的兵燹、饥荒、瘟疫疾病、侨汇中断与国际移民网络丧失等一系列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侨乡社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动;战后时期,美、加等国移民新政扫除了侨乡社会向海外华人社会跨国婚姻自由迁移的政策障碍;中外交通的恢复、国际移民网络的重建、巨量侨汇的涌入与华侨残破家庭的重建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面对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四邑侨乡社会在普通民众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理性选择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衍生出一系列应对婚姻挤压效应的社会机制。     

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使原已存在的东南亚华侨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旋即从遏制中国的角度介入该问题,并制定了详尽的政策。例如,鼓励台湾当局争取华侨支持;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等等。1960年,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了它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但是,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变化,其遏制中国的基本目标却始终如一。     

周恩来与缅甸华侨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周恩来曾九次访问缅甸,在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思想,从国籍选择到解决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婚姻等方面问题,均围绕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历史证明,这些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