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负担史》第2卷读后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２卷读后丛翰香,史建云中国有８亿农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始终构成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要素。然而,多年来却没有一部专史论述农民负担问题,财政部组织编写的四卷本２００余万字的《中国农民负担史》无疑...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增加中国农民的家庭财产性收入

<正>这几年我们看中国农民的收入情况,大概有这四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农民的收入总的说来增长是比较快的,虽然不像上世纪80年代有20%的增长率,但是,都保持在10%左右,最近两年,在10%以内,所以能不能持续增加中国最多人口的族群的收入,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虽然农民的收入,纵向来看还是保持较高的增长,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比的差距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农民的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略论中国楷书史的发展

中国书法是古老而伟大的艺术,在世界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然而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关于书法历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尤其书法领域各种书体史的系统研究更为罕见,这是十分遗憾的。本文试对中国楷书史的发展作一勾画。任何事物都是遵循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的,楷书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遵其规律,我们将楷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楷书创始时期;二、楷书成熟时     

一部优秀的农民史著作──读孙达人著《中国农民变迁论》

迄今为止,中华民族仍是一个农民的民族,中华文明也还是农业文明,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事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可以说,对农民认识程度的深浅决定着对农民政策的恰当与否,从而也决定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农民史研究是认识农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孙达人先生...     

评谢保成著《增订中国史学史》

<正>201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保成著三卷四册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这是继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谢保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和杜维运著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1993—2004年在台湾出齐)之后的又一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也是     

历史动力惟一论统摄下的农战史研究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农民战争补说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制度设计与农民历史命运--农民战争史研究视角问题琐议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关于中国农民战爭問題的討论

农民战爭問題是我国史学界正在热烈討論的问题之一。毛主席指示我們,农民战爭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研究农民战爭史和研究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认真的研究与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民战爭的理論,不仅对研究历史,而且对現实的革命斗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我国史学界在毛澤东同志思想的指导下,对农民战爭問题的研究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討論中意见分岐仍然很大。爭论的中心問題,归納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个。①中国农民战爭的規律問題;②中国农民战爭的阶段划分,战爭的性质与目的要求問题;③中国农民战爭的作用問     

从职能同一性的视角再论史志关系问题

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史志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有四种流别:认为史志有别;认为史志无别;折中派观点;职能派观点。笔者提出应当从史志职能同一性的视角来看待史志关系,要突出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并结合中国史学史的传统进行阐释。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农民观成因探颐

瞿秋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农民问题的深入分析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前瞻性。对瞿秋白农民观成因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历史地位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在当代视阈下深化认识中国的农民问题。     

"1931-1949年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由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共同主办、武汉大学承办的"1931-1949年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于2008年4月14-1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10个国家的67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中将,中共湖北省省委副书记杨松以及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主席赫斯菲尔德教授和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就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从六个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历史时期,即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史、6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0多年中国共产党历史、170多年中国近代以来历史、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这一宏阔的历史视角,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对于我们坚定道     

关于早期澳洲华人史的几个问题

关于早期澳洲华人史的几个问题张秋生１９世纪中叶，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福建等地以农民为主体的华人大批赴澳洲淘金，揭开了中澳关系史的序幕。由于年代长久，所留文字记载鲜见，故有许多问题有待考辨。笔者近年曾在澳大利亚拉托贝大学研修中澳关系史，发现和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