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乾隆与西洋传教士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们接触最多的时期,也是康熙帝对西学最重视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三件大事：南怀仁改造现象台、康熙勤奋学习西洋科学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由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使西方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然而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与罗马教廷之间,敌意渐生,同时也疏远了传教士。康熙因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十分讨厌甚至震怒：“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会技艺之人留用”,对其余者“禁之可也,免得多事”。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采取了更…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英华萃林韵府》

19世纪西方新教传教士由于在华传教的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群体中,裨治文、卫三畏、卢公明等美国来华传教士赫然有名。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1850年来福州传教,     

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传教士在海南岛

早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的足迹便已履及海南的三亚和海口等地。三百余年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海南的活动断断续续,但近代以来,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深入海南各地,先后上岛的传教士多达数十人,发展教徒成干累万,他们设立教堂20余座,并建立教会居住区,办学校,建医院,一时期海南岛的教会势力颇有声势。对西方传教士在海南的活动应该怎样评价？史学界迄今鲜有专文论述,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家。一、传教士在海南的历史回顾明朝末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复苏,与澳门遥遥相望的海南岛也成为西方传…     

梁漱溟先生之中国民主化进程理论探析

梁漱溟先生（1893-1988）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在海内外皆有一定影响。美国学者艾恺（Guy Alitto）称梁为“最后一个儒家”,梁氏哲嗣梁培宽许之为“文化中国的象征”,台湾学者韦政通称梁氏为“一个为思想而思考的儒者”,梁先生本人亦以“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自况。     

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

中国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道光年间,都有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活动,或在朝廷内作官。在此期间各个皇帝与传教士多少都有些接触,其中以康熙皇帝与他们的接触为最广泛,关系也最密切。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     

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

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王立新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①。这一影响不仅表现在教会学校的林立和大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表现在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组织教育团体,协调教会教育工作,试图以群体的力量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鸦...     

汤若望:进入明清宫廷的传教士

汤若望是继利马窦之后,从澳门来到中国内地,受到明清两朝三代皇帝重用的西方传教士。他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对澳门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通玄教师”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早年加入耶酥会任传教士。后来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在中国各地传教。汤若望1622年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来到北京,先跟随利马窦等学习汉语,接着前往西安传教,崇祯三年即1630年被召回北京,以其精通天文,受到明朝君臣的欢迎和赏识,作为利马窦的助手,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编写了一些天文和历法著作。为阻止清兵入关,明政府命汤若望监…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传教士与中国货币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货币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特别是新大陆发现后,北美大银矿的发现、西属殖民地银元的铸行、丝银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国传统的币制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行使铜钱和纸币的货币体系,开始向着使用银和铜钱的时代转变。本文将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讨论这一问题,那就是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近代中国币制演变。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货币的关系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传教士留下的许多文献,如书信、文章、论著及回忆录等,这些对今天人们研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独到而珍贵的史料。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仅在理论上关注中国的货币制度及币制变化,还通过教会发行私票的方式直接影响近代中国币制的变革。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传教士与海外中国学的创立

十五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绕航成功,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线的开通,使中西交通愈加便利,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1552年10月耶酥会主脑之一沙勿略搭乘葡萄牙商船前来中国,揭开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序幕。这次传教与唐时是教、元代罗马教的传播有所不同,它不仅促进了西学传人中国,而且还形成了海外中国学（亦称国际汉学）的研究雏型。本文试图通过对传教时期海外中国学初创历程的回顾,就传教士与这一学科创立的关系及其作用,作一粗浅的探讨。地理大发现后,葡西两国掌握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其…     

近代来榕传教士与鼓岭

鼓岭,亦称古岭,位于今福州市晋安区境内。平均海拔750米至800米,夏季气候凉爽,现已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度假区范围约84平方公里,主要包括鼓岭核心片区、鼓山片区、思顶片区、鹅鼻片区四大片区,以“清风、薄雾、柳杉、别墅”四大特色吸引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近代以来,鼓岭与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江西庐山牯岭一起被西方传教士誉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近代来榕传教士与鼓岭结下了不解之缘。     

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医药卫生的观念和价值,并导致了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医药体系逐渐走向世界,并且相对先进的西方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医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启蒙。     

另类传教士：文化殖民下的蛋

说起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来华传教士是个不应绕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他们是作为文化侵略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其实还有一部分另类传教士,他们来中国虽然肩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却无意中成了中国近现代化最早的一批科学启蒙者和传播者。     

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