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 ,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 ,越来越从破坏的角度诠释整理国故。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活动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 1 92 3年和 1 92 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 ,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 ,后者却主张推翻国学。这一态度逆转与世风密切关联 ,许多新派学者正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 ,为划清与“旧派”的界线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

新文化运动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现代性,故其主持者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并不认同;但是,新文化运动毕竟发生在欧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欧洲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之下,所以,无论自觉与否,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从而使自身也打上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其中,就涉及进化论、宗教与情感、中西文化观等荤荦大者而言,已足令吾人看到新文化运动除了传统描述的严厉、激进和不妥协的一面外,还有宽容、人性化与更为多样化、生动的另一面.不仅如此,反省现代性思潮还为李大钊、陈独秀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铺垫.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五四新文化启蒙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启蒙(以下简称‘五四”新文化启蒙)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表征.其波及面之广,声势之大,都是以往任何时期的启蒙思潮所无法企及的.陶行知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与文化启蒙密切关联,对此进行探讨,既有助于了解新文化运动,更有助于了解陶行知的思想.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省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

《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对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

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新文化的认识上尽管有千差万别,但几乎都不否认“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界碑。本文所要谈的新文化,就是这个运动所催生的新文化。只有这个新文化,才明显地具备现代性和世界性。     

论《新青年》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起了十分重要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它以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专制与迷信为根本宗旨、担负了扫荡旧文化、传播新文化的历史任务。在当时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中,无神论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将简要论述《新青年》在“五四”前夕进行的批判灵学、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反封建历史作用。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