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Fan禁诸器的工艺考察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端方Fan禁诸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对这一器群作了详细的工艺考察,阐明了它们的铸作工艺,并就其器物归属和陈列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

陕西眉县出土的二十七件青铜器,是2003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文对这批铜器的铭文,从遣词用语到历史内容进行系统考释,认为作器者以“逑”为氏,行辈为“叔”,字“五父”,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即“灵伯”和“懿仲”的后代。这个家族曾历事西周各王(从文王到厉王),共七世。此人继承其先辈的职务,继续担任宣王的虞官,负责管理山林川泽。宣王四十二年,因协助杨侯长父伐猃狁有功,受到周王册赏;四十三年,又被册命加官,兼管“历人”。铜器出土地点周围还有三次重要发现。除一件年代较早的大鼎还不能完全肯定,其它两次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铜器,一次是其先辈(彖皿)的铜器,一次是他本人使用的乐器。作者认为,逑的七世祖考,其中的(彖皿)是重要人物,其祖父是成王前后的王室大臣益公,父亲是这批铭文中的“新室仲”。可见益氏家族也是从单氏分出。另外,从(彖皿)器讲养马的铭文以及文献所见虞的职司考虑,马政也是由虞官负责。这或可解释逑为什么既为虞官又参加战争。     

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

吴鼎昌主黔期间,贵州虽已成为抗战大西南后方的中心地带,但其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为了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史实也表明,贵州省政府的禁政以及吴氏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     

淅川春秋楚墓铜禁失蜡铸造法的工艺探讨

详细考察和分析出土铜禁时发现,铜禁体、附兽的头花和尾花、足兽的头花等均为失蜡法铸造,禁体共分25块,逐块制作。各块的透空立体花纹,是由框梗、拱梗、直梗、花梗、撑梗、连纹梗组成,各块蜡模制作后熔接成完整禁体。各蜡模制成后、浇灌范料成为模壳,烘培模壳,蜡料熔失,乘热浇注铜液。附兽身和舌、足兽身和舌是范铸。头花、尾花与兽的组合,兽与禁体的组合,全采用钎焊法。     

湖北襄樊魏晋早期墓出土釦(扣)器之涂金工艺研究

古文献记载釦器分为金扣、银扣和铜扣漆器,但对于涂金工艺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主要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XRF)、X射线衍射光谱(XRD)、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和金相显微镜等仪器对漆器壶的扣器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涂金工艺。实验结果表明:该墓出土的木胎扣器是一件涂金铜扣器,金属扣基体是用红铜铸后热锻而成,表面装饰的金层是利用金汞齐法涂抹上去的。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CT)在子仲姜盘制作工艺研究中的应用

子仲姜盘内现有12只圆雕水生动物不能从盘中拔出,但都能在原地作360°旋转,在青铜器制作技术上堪称一绝。为了揭示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运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CT)分析了子仲姜盘的圆雕水生动物、攀龙、虎足及附耳与盘体的连接方式和内部结构。结果显示:圆雕水生动物内部都相应地配有一个转轴与盘体铸接。轴分为两种结构:一种是带有柱帽的圆柱体转轴;另一种是下半部分圆柱体,中间设有直径较大的圆盘,上半部分是圆锥体的转轴,在水生动物脊背上设有与圆锥体相对应的卯口;攀龙与虎足都自带多个"铸接销",与盘体构成隐蔽、牢固的铸接结构;附耳实心,与盘体浑铸。通过对子仲姜盘的X-CT检测,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工匠在继承先人高超的陶范技术基础上,又有创新性应用。其理念是在设计中以美观为前提,呈现复杂而和谐的外观,而在制作技术上则以实用、简便为主,体现了合理性与巧妙性。运用X-CT检测技术对子仲姜盘内部复杂结构的精确呈现,表明该技术在古代青铜器工艺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前景。     

(化阝)夫人(女器)鼎铭文及相关问题

新近刊布徐家岭M11(化阝)夫人(女器)鼎之铭文,因其纪年形式关乎太岁纪年、二十八宿恒星观测体系之应用、四时之形成及楚历建正诸问题,所以,该器及其铭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晚商作册般青铜鼋的工艺及相关问题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青铜鼋是一件造型特别、铭文多歧见的晚商青铜器,曾引起学界对其真伪及诸多问题的持久讨论。事实上,另有一件与之成对的青铜鼋散落台湾,通过对两器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借助X光成像,明确了该器的铸造工艺,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工艺因素,应该出自南方迁殷墟铸工传人之手。其工艺渊源清晰,确非伪作,为技术辩伪一实例。此外,文章还对两件青铜鼋的作器者、作器目的以及商代青铜俏生器略作引申讨论。     

唐绞胎器的胎釉和制作工艺研究

一、前言人们对唐绞胎器的研究,与唐三彩几乎是同步的。而对唐三彩的认识,至今不足百年。20世纪初,陇海铁路修筑到河南洛阳时,于邙山脚下的古墓中出土了很多唐三彩。这些以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陶,虽然古老得逾千年,却色彩斑驳、润泽晶莹,运抵北京后中外藏家竞相购买,于是,唐三彩之名一夜之间传遍天下。唐绞胎器的发现不比唐三彩早,1954年,傅振伦先生于《全国各地发现的古代重要陶瓷器》一文中说:“唐人墓和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名瓷……绞胎瓷器的出土,有陕县刘家渠的瓷枕,纹如木理。宁波出土褐地双耳黄釉瓶,同时发现了绞胎黄釉枕,农安辽朝八…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上)

东周时期燕国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东周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其周边诸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既有对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吸收,也从不同程度上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

中国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早期铜器已在50多个地点发现500多件,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其年代最早为公元前4500年。早期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尝试冶炼各种原始铜合金的发生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以红铜为主的发展期和公元前2000～前1600年以青铜为主的成熟期。中国古代青铜器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     

浅谈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藏的日本铜镜

武汉市文物商店集藏着大量的古代青铜镜,其中有日本铜镜十数枚,形制有圆形和圆形带柄,也有异形镜。装饰题材以松、鹤、竹、梅吉祥纹为主体。均有铭文。日本铜镜带有我国宋代铜镜遗风,其铸镜艺术起步较晚,我国铜镜艺术开始衰落时,日本铜镜艺术则渐趋成熟与发展。但昙花一现,很快衰落。通过文中介绍的铜镜,本文初步勾勒了日本铸镜概貌及日本铜镜传入中国的基本情况。     

北赵出土铜器铭文中之晋侯及其他晋侯名新考

北赵出土铜器铭文,从考古和训诂两方面考证,对晋侯名与史载各代晋侯的 对应关系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青铜乐器自名研究

青铜器的自名前常有或长或短的修饰语,如“牛鼎”（■鼎）、“　鼎”（楚王■肯鼎）、“媵盘”（白百父作盂姬盘）、“宝尊壶”（如矩■作仲姜壶）等等,它们或说明器物的用途,或指明器物的特征,或概述器物的价值,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青铜器的有关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张亚初先生曾对殷周青铜器中出现最多的鼎的自名作了详细统计,分为１６类１３２种,并依此对其用途作了全面的研究①,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令人首肯。青铜乐器的自名情况同样可以作这种研究。 我们把目前所见的青铜乐器自名及其修饰语作了全面地调查统计。（表一…     

金代铜镜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对金代铜镜的整理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六十年代以前,著录很少,评价很低;七八十年代,廓清认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研究渐深,成果日丰。本文在综述以往有关金代铜镜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金代铜坐龙

1956年在阿城金上京会宁府南城中的北段,南城村九组裴家屯一家农户,在自家挖菜窖的时候,挖出了一尊高19.6厘米、重约2.1公斤的铜坐龙。当时此农户并没将它交给文物部门,而是藏在了自己家的箱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农户将这尊铜坐龙拿出来玩赏,并将它摆在了自家的窗台上。龙头朝着屋内（北）,不想刚放在窗台上,     

缓蚀剂BTA与AMT保护青铜文物的对比研究

对比了BTA和AMT的物理性质、缓蚀青铜的外观效果、中性和酸性介质中的腐蚀抑制性能、粉状锈清洗、成膜结构,各自优缺点,BTA和AMT都可以有效地保护青铜器,AMT还需时间检验,BTA和AMT保护青铜器研究工作需要继续深入。     

吴越系统青铜矛研究

本文通过对考古所见吴越系统青铜矛的形制规格等方面的研究,归纳出其区域特征,并根据各种形制所体现的技术水平,把其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代表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越文化青铜乐器初探

越文化青铜乐器有铙、甬钟、纽钟、镈钟、句鑃、铎、鼓等,除铙、部分甬钟的年代可拟定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外,其他皆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可分属于越建国前、越国两大时期。越建国前的乐器中,南方风格的铙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而在越国时期的乐器中,出现了成组的中原风格的编甬钟、纽钟等,说明越国的上层贵族已华夏化。     

论早期铜镜

本文通过对考古发现的齐家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早期铜镜的系统整理分析,探讨了我国早期铜镜的起源地、定名、类型及相关问题,进而论证了我国早期铜镜的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