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宾逊新史学派的治学风格和分野

鲁宾逊新史学派在治学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积极入世的态度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 ,扩充研究的方法 ;重视史料的搜集 ,又强调历史的解释。同时其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 ;对待历史解释方法的态度存在着差异 ,由其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鲁宾逊晚年特别是在谢世之后 ,学派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分歧主要是围绕历史学的新旧划分的合理性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展开的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学贯中西,在学术上建树丰硕;一生以学者身份参政议政而不从政,倍受学界推崇。晚年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为实现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不遗余力,终至以身殉职。     

周炳琳与傅斯年

周炳琳（1892—1963）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五四运动健将、爱国民主人士。在争取民主的历程中,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归宿。然而,泛黄的历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携手前行的足迹,从中,     

美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国别史研究方面的快速发展.近期,由李勇教授所撰著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鲁滨逊>)一书的出版,就是其主要成果之一.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晚清政治的变革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和政治启蒙的需要唤起了史学革命,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为新史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政治改革不仅为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

科学史学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本文认为它的崛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大规模引进有关。体现着历史学由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进化论史学向作为特殊的认识工具的科学史学的转变。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傅斯年是躬与其事并发挥青年领袖作用的精英分子。尤应注意的是 ,他在运动高潮刚刚过后 ,于1 91 9年 8月 2 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中 ,对五四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其中提出 ,中国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 ;但必须注意“厚蓄实力 ,不轻发泄” ,以免“结个不熟的果子 ,登时落了”。他强调 ,改造中国 ,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 ,要改造社会 ,还要从改造自己做起。而与社会的结合 ,是改造社会的好元素。傅氏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     

傅斯年学术思想述评

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一个学术组织者,傅斯年可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本文将从傅斯年的"古史重建"说、"夷夏东西"说、学术评价及其傅斯年的政治个体等四方面来论述傅斯年在中国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清季以来,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作不破不立的对象。在不断趋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的形式根本改观,但要拿出超越旧史学的代表作,却并不容易。创新的前提是温故,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超越中西新旧,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才不至于欲辟蹊径而蹈覆辙,甚至南辕北辙。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史学通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运用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之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该刊通过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提倡历史主义,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总结《新史学通讯》的成就,对于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均具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西方社会变化翻天覆地 ,历史学也不例外 ,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詹姆斯·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美国社会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新史学”的社会大背景 ;传统史学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 ,以特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以全新视角纷纷登台亮相 ,为“新史学”提供了专业理论依据 ;而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就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 ,不仅更新了历史学研究视角 ,且扩大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