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简介质疑

成都人民公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在林海中高耸入云天。此碑是为纪念1911年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在1913年而修建的。这场保路运动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主权和清政府卖国卖路为开端,迅速波及全川．掀起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进而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四川保路运动的意义：“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州起义

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沱江中游的资中县,古称资州,历史上多为川中南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现为四川省首批列为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我国辛亥革命时期发生过两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震惊全国的事件。一件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四日,中国同盟会员、四川保路运动组织领导者龙鸣剑、王天杰等与川西南各路哥老会首领骤资州罗泉井古镇,召开了著名的“罗泉井会议”,作出了组织保路同志军,利用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面对王朝推行正祀礼仪的形势,不时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进行改造。广东金花夫人作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尽管起源可能较早,但明成化年间广东官绅的型塑是其传播的重要阶段。之后,对其禁毁的声音与行动不时出现,广东仕宦及绅民顺应时势需要,不断给金花夫人信仰添加正统化的元素,使其信仰在民间社会得以持续不衰。     

明中后期广东普宁设县的名实之辨与地方县政

嘉靖年间,部分官绅士庶呈请在潮州府属潮阳县境内置县以弭盗安民,并控制赋税输纳通道。普宁置县后,潮阳、普宁两县的都图纷争成为新的地方矛盾,潮阳官绅从循名责实到混淆割都分图的概念,变相论述普宁的"有名无实";普宁官绅则以戍卫御暴的逻辑,论证普宁县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完善新县政区规制使普宁县"名实相符"。在这当中,国家政区制度交织于县邑标准的不同解说、地方利益需求、新县历史文化创造、地方情感表达之中,由此展现新政区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并渐趋"坐实"的过程。     

由八厘公债案看民初政争

八厘公债案是民初喧嚣一时的案件。案件涉及范围之广、背景之复杂,其他案件难以企及。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案件涉及各方并不就案件进行争论,而是通过此事件的处理来达到打击另一方的目的。案件的不同审理机关也作出了矛盾的判决,通过案件审理,可以探究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安源大罢工中的红帮

安源煤矿位于江西省萍乡县,与湖南接壤,这一带哥老会、红帮势力一向很大。1906年萍浏醴起义,就是由哥老会反对清政府处死湖南哥老会领袖马福益的运动而来。安源煤矿工人早在1898年就有自己的组织,是由红帮所领导,矿上的事务,进矿、工资、处罚等都由红帮所操控。     

“水炭不容,安敢协作”~——江西“剿共”时期遂川县的区联自治与官绅矛盾

1933一1934年间,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在江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但以萧家璧为首的地方士绅凭借着传统绅权和武力后盾实现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县府无视客籍区域"匪患"的情形下,客绅另立区联财政局,走向联区自治。县长潘毅然力求以财委会和"剿匪"司法权来约束客籍士绅,却遭到萧家璧等人的强烈抵制。潘毅然希望以中央军和"土豪劣绅"的罪名逼萧就范,不料萧却借粤军入客之机迫使潘毅然的计谋归于失败。以熊式辉为首的江西省政府最终不得不撤换潘毅然并任命萧家璧为第四区区长,从而结束了这场官绅冲突。遂川的官绅矛盾凸显了国民党"剿共"战争下的地方困境,"剿共"军事的转折一定程度上说是国民党与地方士绅分权的结果。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从新津劫案看辛亥鼎革前后的基层社会秩序

1911年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成为引发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导火索。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成都平原乡村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案件频发。新津县辛亥年(1911)十月至壬子年(1912)三月发生了300多起抢劫案件。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县级政权在沿用清朝法令的同时,组织新机构、颁布新法令;地方士绅积极兴办团练;民众也结成团体自卫互助。在官、绅、民的共同努力下,壬子年五月后新津县的地方秩序得到恢复,然而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社会秩序已经很难回到传统时代。     

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

在徽学研究的论著中,对于徽州绅商在徽州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的学术关怀似乎稍嫌不足.徽州因山多田少,从外输入粮食又常遭受邻县遏籴,徽州文书《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就记载了晚清时期因为"遏籴"而分别发生在歙县和淳安,以及祁门和饶州之间的粮食运输纠纷.本文以邻县遏籴为切入点,以"歙案"和"祁案"为主要资料探讨徽州士绅和商人群体在晚清徽州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商之间的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

研究共产主义革命与秘密结社的关系,即秘密结社在近代革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本论文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哥老会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例证考察,重新检讨以往的“连续性论（亲和性论）”,“非连续性论（不溶性论）”和“竞争关系论”等观点。长征以前,当地的革命家们试图去适应秘密结社所植根的农村底层文化。刘志丹主动加入哥老会,动员其与哥老会的个人、社会关系便是这种灵活适应的一个完美的例子。长征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试图对哥老会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化。在这一政治化进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政治、道德口号成为重要的连接纽带。但是,共产党和哥老会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对称、对等的。共产党通过“毛泽东路线”的灵活性开始逐渐在当地构筑自己的势力。在共产党的系统构造框架之内,哥老会虽说可以在共产党统治地区内生存,但无法取得更大的发展。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本文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从观察平湖县横桥堰为中心的区域背景入手,解析有清一代与江南的众多水利设施有着相似情况的横桥堰及其周边社会,特别是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尤其是以官绅阶层为代表的各类人物,在地方水利事业重建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而府、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从而建构起一个小地方的水利社会史,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与环境变化,并据此略窥清代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生活侧面。     

"乌兹别克案":苏联后期反腐运动评析

"乌兹别克案"是苏联后期(从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重要部分。由于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的进程太过迅速,因而"乌兹别克案"的意义并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乌兹别克案"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乌兹别克案"引发苏联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与当时蔓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族群政治进程紧密相关;考虑到其对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影响,反腐及其扩大化导致民众恐慌,反腐败的逻辑与计划体制产生矛盾,因而"乌兹别克案"客观上成为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乌兹别克案"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起点。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两案"的审理及其历史经验

依照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1980年司法机关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由于涉案的十名主犯中有九人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且他们的犯罪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进行审理.审理工作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两案"的审理显示了法律的尊严,推进了民主与法制的进程,是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公医制度的地方困境--以四川省县级卫生院为例(1939-1949)

1939-1949年间,四川省先后建立百余所县级卫生院,成为当时全国县级医疗卫生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县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是国民政府落实公医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践表现,但在具体落实中,四川省各县卫生院在建立过程中受到地方社会人情、乡谊、血缘等因素的制约,甚至被不断卷入不同派系的政治斗争。公立医疗制度在基层县乡遭遇的困境,不仅反映了现代医疗体系本土化的艰难历程,同时折射出地方社会的复杂政治生态与多重弊病。     

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北大核心CSSCI

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