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因对新中国不了解,曾发生了反华排华运动。周恩来总理为维护侨居在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殚精竭虑,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与华侨利益休戚相关的侨务政策,最终解决了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光绪初年中荷关于华侨国籍的交涉

华侨国籍问题曾经构成清末中荷交涉的主要内容,其争执可谓久远。1909年至1911年间,中荷两国相继颁布了各自的国籍法,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中荷领事条约,表面上结束了这一纷争,但实际上却导致近代大批拥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华侨(人)的出现,影响至为深远。本文试图从鲜为人所知的光绪初年中荷交涉入手,分析华侨国籍之争的由来与发展。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民初华侨回国参政

民国初年 ,经过激烈的讨论 ,海外华侨在中国取得了参政权 ,华侨在民国政府中从此具有自己的正式代表。华侨回国参政制度的产生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华侨的国民身份 ,现代意义的、以中国国籍为特征的华侨正式产生。民初有关华侨回国参政的讨论 ,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国民等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推广 ,华侨对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泰国华侨义勇队回国抗战的历史考察

泰国华侨义勇队回国抗战的历史考察曾亚雄山雨在祖国抗日战争期间，泰国华侨或集体、或分散回国投效者数以千百计，他们或在前线或在后方的不同岗位上，都为祖国的抗战大业，作出过宝贵的贡献。本文仅就初步掌握的资料，综合介绍来自湄南河畔的三批华侨儿女加入新四军（八...     

周恩来与缅甸华侨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周恩来曾九次访问缅甸,在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思想,从国籍选择到解决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婚姻等方面问题,均围绕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历史证明,这些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     

建国初期美国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内幕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学生有感于祖国的繁荣昌盛,掀起了一股回国升学的热潮。国民党集团为了“反共复国”,也极力劝诱侨生赴台升学,但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积极介入华侨学生的升学问题,并使之染上一层浓厚的冷战色彩。本文主要依据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美国政府的有关原始档案,分析美国政府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背景和动机及其制定的计划、采取的措施。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政策和措施对华侨学生的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遏制中国”的野心并未得逞。     

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举行《华侨与新四军》座谈会

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于6月14—18日召开了《华侨与新四军》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共廿余人,主要是1938年回国参加新四军的“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成员和部分归侨新四军老战士。他们中有:余志坚(原菲华义勇队副队长、现任全国侨联常委、云南省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王天华(菲华队员、辽宁省侨联顾     

菲律宾怡朗华侨回国抗战的足迹——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藏华侨回国抗战文物选介

<正>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组菲律宾怡朗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文物,包括证件、文书、照片、行军用品、证书、勋章等,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的经过,是华侨赤子丹心爱国精神的珍贵历史见证。本文拟结合相关史实对该组文物做一介绍。一菲律宾怡朗华侨回国参加抗战之经过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和领土侵略行动。1928年5月,日军悍然制造了济南惨案。惨案消息传到菲律宾,广大华侨与国内同胞感同身受,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开辟的前提——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冷战期间 ,东南亚各主要国家在展开与中国的关系联系时 ,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华族问题。换言之 ,东南亚华侨华人华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在国家关系中承担着既定的角色 ,哪怕这种角色在整个冷战期间是多么地被动 ,他们依然被特定的历史所规定 ,从而成为在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拟就冷战期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有关华侨“双重国籍”的解决作一些分析 ,借以指出华侨华人华族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所具有的特定意义 ,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旅欧华侨

据中华民国侨务部门 1935年的统计 ,当时旅居欧洲的华侨近 4万人。然而 ,时至30年代末 ,当战争乌云在欧洲大陆上滚滚翻卷之际 ,上万欧洲华侨为免遭战祸 ,匆匆回国。因各种原因而留居欧洲的华侨 ,与欧洲人民一起在漫天战火中度过了六年的艰难时光。本文追溯旅欧华侨在二次大战期间艰苦而顽强的求生历程 ,并展示旅欧华侨与欧洲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而留下的一页鲜为人知的华章     

近代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形成

近代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形成黄滋生华侨华人之在菲律宾,已有过千年的历史,但近代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形成,却是近百年的事。海外华侨社会的形成,应以其自觉地提出自己的正当诉求,有组织地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为标志。基于这一论定,近代菲律宾华侨社会形成的过程,我以为始...     

1920年代旅苏华侨的悲惨遭遇及其原因

1920年代,苏联国家新立,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掠夺华侨财产成为苏联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手段包括以莫须有的罪名诈取华侨财产、发行毫无价值之公债、征收苛捐杂税以及使用各种行政手段直接没收财产.旅俄华侨受虐待的主要原因包括俄国社会传统的“黄祸”思维的影响、苏联政府处理涉侨事务的新思维以及旅苏侨界根深蒂固的矛盾.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旅苏侨界被苏联政府“以华制华”的策略所压制,逐渐走向衰落.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辟了“海外战场”。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各界华侨,克服艰难险阻,通过捐款捐物、抵制日货、回国服务和投资等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归国问题研究

论文以改革开放初期,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归侨接待站所接待的朝鲜咸镜北道清津、会宁华侨为研究对象,从中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朝鲜华侨的不同立场,围绕以下三点展开论述。第一,朝鲜华侨的归国动机以及归国历程;第二,国内对持归国证明书的华侨与越境归侨的不同待遇问题;第三,1982年以后朝鲜归侨人数减少的背景。中国政府对要求回国的朝鲜华侨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接待情况不同,其侨务政策的执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对相关事实的分析,无疑对今天的华侨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印尼首届阿里内阁对华政策调整与两国关系

在1953年8月至1955年7月阿里首次组阁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对其对华外交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特别是通过选派驻华大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开展两国外交会谈、协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实现对华访问等重大外交工作,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随着阿里内阁时期印尼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国也做出积极反应,不仅重新选派了驻印尼大使,而且周恩来还应邀访问印尼并出席了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双方在协商的基础上就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正式提出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为朝鲜战争后改善两国关系以及中国与亚洲邻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暹罗宋卡吴国主考略——一个显赫的海澄籍华侨家族

当今泰国华侨华人以潮汕籍为最。其实,闽南人旅暹并不在潮州人之后,直至清代,仍然可与潮州人相匹敌,其中海澄月港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就此显赫海澄籍旅暹华侨家族略作考述。     

早年美国的华社善堂与华侨的落叶归根

早年旅美华侨的“落叶归根”多是通过各自乡邑的善堂进行的。善堂常资助乡侨在有生之年买棹归国,或将死者遗骨捡运回国。后者要经过埋葬遗体、捡拾遗骨和运送回国的细致过程和严密组织,有时还要做好代还债务等善后工作。本文以《旅美三邑总会馆史略》的记载为例,反映早年华侨社团在帮助华侨实现“落叶归根”愿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烦难和时间的旷日持久。作者认为,实现“落叶归根”愿望过程的烦难和时间的旷日持久,应该是后来华侨逐渐选择“落地生根”的原因之一。     

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开发与经营

在清代蒙古地区的开发中,旅蒙晋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做生意,总是要遇到许多困难的。一是如何在硬通货缺乏的情况下达成买卖双方满意的协议;二是如何在交通、通讯落后,社会安全系数很低的情况下纵横数万里,将易掉膘、易死亡、需要粮草和人工饲养的牛马羊等活资产顺利地运到内地;三是如何适应蒙古牧民的流动式生活,开展流动贸易;四是如何在蒙古牧民生活水平低、信用度不高的情况下开展赊欠业务。旅蒙晋商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使蒙古地区变成为自己巩固的战略大后方。许多晋商巨子,如乔家、渠家、常家、曹家,都是从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上发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