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

论文以湖南邵东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中国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及其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机理。邵东新移民的阶层构成及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联系。在侨乡政府与海外移民双向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机制特点。同时，邵东侨乡在跨国网络治理中形成纵横两种体系。横向上，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合作交流构建伙伴关系；纵向上，通过省、市、县、乡、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与配合，使海外移民有效参与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

论文分析了我国朝鲜族赴韩跨国人员流动的背景因素和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朝鲜族的赴韩流动贯穿于“淘金梦”,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其经济适应经历了从“边缘拒斥”到“族裔联结”再到“多点延伸”的过程。回顾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经历,不变的是“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工具理性”与流动方向。     

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

本文剖析位于福建省内陆山区的明溪新侨乡形成、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尤其注重考察近年来各类出国人员对移出地形成的社会影响 ,剖析在国际劳动力人口空前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 ,应当如何化堵为疏 ,对新老侨乡业已自行建立的跨国网络进行有效利用与引导 ,促进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跨国劳务中找寻机遇 ,有序流动 ,拓展新时期侨务工作的社会基础 ,加速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发展     

感性、惯性与理性 ——泰国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动机研究

论文基于在泰国清迈市的田野调查,从生活方式移民的视角出发,探究了21世纪以来泰国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动机。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现实情况是推动中国人来到清迈定居的深层原因。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推动了国人对于慢节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健康生活环境的追求,而清迈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恰好与之契合,迎合了中国人的感性需要。同时,惯性与理性也是吸引中国人来到清迈的重要原因,中泰之间由于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形成了长久的迁移习惯和良好的移民网络;清迈较低的生活成本也满足中国人对于迁移的理性选择。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一个跨国寄养的新移民子女群体

本文的“小美国人”是指中国新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具有美国国籍并于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亭江寄养的婴幼儿。本研究以位于闽江口的福州市著名侨乡亭江镇为调查点,追溯小美国人在当地跨国寄养这一现象的产生,考察小美国人在当地的寄养现状,分析小美国人的跨国寄养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跨国寄养的小美国人兼具了作为传统意义的亭江人和作为法律意义的外国人的双重身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侨乡的跨国寄养,是国际移民网络的组成和延伸。作者建议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重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制定相关政策,帮助这批特殊的小美国人在当地健康成长。从长远看,这将有利于这些小美国人回归美国长大成人后,成为促进中美友谊的民间桥梁。     

“流动”视角下侨乡青年社会区隔研究——以浙江青田幸村为例

论文从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侨乡邻里、家庭、个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观民族志入手,考察“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以流动为主要特征,侨乡社会建构了三重社会区隔标识——能否实现“跨国移民”、是否具备“跨国流动能力”以及能否持有“欧元”。侨乡青年及其所在家庭在这三重区隔标识的审视下,一些被贴上“上进”、“成功”的标签,一些却逐渐在侨乡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向失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社会区隔显而易见。     

试论资本运营中的若干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十五大以来，资本运营正推动着我国国有企业攻坚阶段改革的新一轮高潮的到来。我们既要认识到实施资本运营对于推动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寻求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要重视实施资本运营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克服资本运营中出现的问题，防止资本…     

在跨国流动中创业与创新：海外华人与犹太人的比较——“跨国企业家行为与创新的国际比较”论坛综述

专业人才与企业家在跨国流动中创业,实现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经济全球化中的这一现象引人注目。2009年4月21日,清华大学举办的“跨国企业家行为与创新的国际比较”论坛就这一问题从不同学科进行了探索。     

西方"新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

近20年来,西方区域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地理学。与传统区域地理学相比,新区域地理学倾向于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维。强调区域的个性,强调人的能力及角色与社会结构在区域特性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地方”、“行为主体”、“体系”。在具体的区域研究中,它不仅注重当地的人及其它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人”的各种行为背景,并且也重视来自“体系”的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本认为,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并主张在我国的区域研究中,应从对“地”的关注转向对“人”及“人地关系”的关注,发展中国的新区域地理学。     

《追逐梦想:新移民的全球流动》出版

正张秀明任主编、乔印伟任副主编的《追逐梦想:新移民的全球流动》一书于2013年12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全书约43万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移民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数百万新移民浩浩荡荡走向世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先后刊登了70多篇有关新移民的论文,在展现中国新移民研究进展与脉络的同时,也体现了新移民研究的水准与创新。《追逐梦想:新移民的全球     

基于居民感知的跨界意义研究——以深港跨界居民为例

对于在边界两侧居住的居民，跨界流动、居民对边界另一侧的地方感、跨界的个人意义以及跨界的区域意义这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深港跨界居民的调查数据，构建了路径模型来分析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跨界频率对深港居民的地方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跨界频率对个人和区域意义的感知均具有显著影响，对个人意义的感知影响是正向的，但对区域意义的感知影响却是负向的；地方感对边界的个人和区域意义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通过对深港边界居民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对跨界流动意义的理解，以期为深港一体化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和借鉴。     

新常态下都市圈边缘城市发展战略初探--以常德市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也更加了解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和趋势。在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尤其是都市圈的发展非常明显。目前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都市圈这个整体或者是都市圈内核心城市的发展,而很少有人去研究都市圈边缘城市的发展。因此,文章就试图以常德这个典型的边缘城市为例,来探讨都市圈边缘城市在新常态下该如何发展。     

西方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研究述评

基于文献分析法,对西方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研究进行述评,探讨其跨国流动的空间特征、动力机制和社会影响。跨国人才主要的流动方向为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人才交换,以及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回流,在空间上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世界城市。其流动机制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跨国流动渠道、政府管制以及流动者个体决策。其为流出地带来人才流失的困扰以及人才回流的红利,为流入地带来社会分化、居住隔离和种族排斥等社会问题。最后,就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反思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是学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重要议题。西方学界从各种不同视角否定新殖民主义,国内外亦围绕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展开争鸣。二战后初期,脱胎于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即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克瓦米·恩克鲁玛经典新殖民主义论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殖民主义发生重要变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和“后华盛顿共识”下的“发展型”新殖民主义。历史和逻辑充分证明,新殖民主义无关中国。     

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

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１８世纪—１９５０）王立新在中美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中，相互形象观曾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自晚清以来，直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官绅士子对美国多有好感，并屡屡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美国则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中国观和所谓的“...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

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一种研究理论，主要用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移民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席勒等人在移民研究领域中创立跨国主义理论以来，这一理论备受关注。本文勾勒出这一理论从兴起到不断修正和逐步完善的发展路径，对跨国主义现象的界定、兴起条件和原因，跨国实践对移民及其母国和居住国的影响等进行系统评述，并对未来的有关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穆斯林的流动与中国新移民——马来西亚回族流动个案研究

论文分不同时期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突出了穆斯林跨国流动与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对"侨乡"流动模式和"回族"流动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有关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地理(侨乡移民)或阶级(苦力、企业家或学生移民)方面。这些研究隐含一个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假设,即中国的移民都是汉族,少数民族被封闭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因而是不流动的。但研究显示,自1978年起,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跨境迁移——这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还是在远程的跨国迁移——在回族中尤其明显,都具有异常高的流动性。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穿梭于中国民族国家和跨国穆斯林世界之间。宗教在回族穆斯林流动决策和流动模式中有重要作用。     

从“上升婚”到“同质婚”——以中日跨国婚姻中国女性为视角的分析

通过对跨国婚姻女性的访谈,考察全球化时代中日跨国婚姻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女性因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发生跨国流动,由于喜爱中国或从事中日贸易而来中国的日本男性增多,这增加了婚姻双方相遇的机会。不同于以往因国家之间经济差异、为追求阶层上升而发生的“上升婚”,中国女性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下,大多选择了学历、阶层类似的“同质婚”。跨国婚姻模式的转变,既有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影响,也有女性在出生国经历的家庭关系以及个人自我主体性带来的影响。任何形式的选择都充满偶然性,跨国婚姻女性拥有越多的“移民特殊资本”,越能应对“同质婚”里的偶然和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