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由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看人物研究的新视野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从近年的傅斯年研究来看,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人物本身,而是转向与人物相连的历史:由人看事,以此观彼,知人论世。这样,人物不再是研究对象,而是变成了一种研究路径,由此可无限扩展人物研究的范围,并可重现立体动态的历史场景,从而使历史人物在一定的时空中得以复活。     

从同流到分裂：史学范式变迁对史志关系的影响

20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史学以前后相沿的历代正史为代表,形成了一种具有连续性而且内容广泛全面的纪传体全史范式,这种范式不仅体现在断代的国史编纂中,而且还扩散到地方史的编纂领域,以这种范式编纂的地方史被冠以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名称——地方志。     

求真抑或求用?——傅斯年与雷海宗史学功用论之比较研究

傅斯年和雷海宗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史学家。傅氏是史料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史宗旨是求真;雷氏是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治史强调经世济国,主张求用。二人持着完全相反的史学功用论。考察二者史学功用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探讨两者的史学思想、史学求真与求用之间的关系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有典范意义的,所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的促成者——傅斯年和李约瑟的一段往事

前台大校长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归国后,全心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仅对中国文史方面有深入研究,就连西方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也都兴味深厚。来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3年到1946年初,与傅先生多有过从,并且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傅先生的促成下,完成了不朽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与汉学的关系

在清代,汉学和宋学交互作用,影响着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     

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 ,主要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傅氏虽然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类的极端口号 ,但所主张的内容和路径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趋向一脉相承。其贡献在于 ,坐言之外迅速起行 ,以新机构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不过 ,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偏激 ,脱离学术正轨。受此影响 ,学术主流难免走上窄而偏的狭境 ,导致学术界长期陷入派分的纠葛。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一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

一、不能缺席的研究我们一起讨论关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目前进行这一方向研究的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也有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什么坐到一起了?应该     

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评《剑桥世界史》

正在人类历史上,以放眼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发展的方法有着漫长的传统。从希罗多德的《历史》问世以来,不同类型的"世界史"在不同文明中多次出现。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晚年失明后口授7卷本《世界通史》,虽然没有最终完成并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他将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世界一体的角度出发撰述世界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世界史撰写逐渐从描述性记载步入学术性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问,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滔滔主流。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国内外近年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日渐增长。既然如此,就要对其进行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回答。本刊这里发表的四篇文章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仅希望能引起各界读者的更多关注,展开深入的讨论。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从幕府到书院看乾嘉汉学大吏阮元的尴尬与无奈

阮元是乾嘉汉学的领袖人物。他组织起清代最大的学术幕府,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开展声势浩大的学术活动,成绩卓著。然而在与幕宾相处、主持学术研究、领导学术流向、创办书院进行教育改革及实践的过程当中,阮元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尴尬与无奈。这是整个清代学术及士人的真实写照。     

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从理念阐释到理论实证

旅游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关键取决于能否形成一套完善的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本文分析了中外旅游研究方法的进展情况，对理论实证方法的优越性进行了阐释，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不同应用程度作以比较，进而总结出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     

“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从历史主义到计量方法:美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与转变(1870-1960)

美国经济史学自19世纪末产生之初起,就带有鲜明的历史主义色彩和对理论经济学的批判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后,传统经济史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遭遇到来自计量经济学者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青年经济史学者普遍接受了计量方法,传统经济史学者则被边缘化。计量经济史研究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史学的主流,但也因其抛弃历史主义传统而备受争议,其对历史的过度抽象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分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史学的发展。     

留学与移民：从学习到迁徙

我很荣幸再次来到哥本哈根,这次是和夫人一起来。我们特别高兴能在有着悠久历史的艾尔辛诺(Elsinore)逗留。这个地方使我们回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尚不知将会在生活的城堡中“生存还是毁灭”[1]。请允许我代表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和在座的诸位,向朱梅(MetteThun)以及她的同事们表示祝贺,祝贺他们使这次研讨会得以在欧洲成功召开。很久以来,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就期待能到欧洲——这个吸引大量合法或其他各种华人移民的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召开国际研讨会。我们对过去数十年来欧洲在移民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就都有目共睹,…     

从翦伯赞的历史剧评看文史关系

<正>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位在史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史学家,他在戏曲研究领域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他对于戏曲研究的涉猎,与他认为史部以外的历代文艺作品中包含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有关,但是又绝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史料学范畴,而是深刻地介入到戏曲尤其是历史剧创作的研究问题中。历史剧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经艺术加工而成的戏剧,是文学与历史学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结合体。文学与历史学之间既相通又互补,这是二者能够在历史剧中以和谐交融的形式展示出独特艺术价值的关键所